社会性的娱乐场所，也是男女青年的社交活动场所。唐代宫中和上层社会人家的女子常常与男子共同参加骑马、打球、舞蹈等活动，每年春天，“踏青”便成为青年男女最快乐的活动。“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骑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41]或“游春野步，遇花则设席籍草，以红裙递相插挂为宴幄”[42]。充满了一派诗情画意。踏青也是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好机会，或两情脉脉，或公开交谈，孟浩然《大堤行》描写道：“大堤行乐处，车马相驰突。岁岁春草生，踏青两三日。王孙挟珠弹，游女矜罗袜。携手今莫同，江花为谁发。”
此外，元宵观灯也是唐代长安男女老幼共同喜欢参与的盛事，许多唐人诗文都记载了太平盛世的元宵景象，当时一连三日夜踏歌不绝，在举国同庆狂欢之夜，幽闭深宫的宫女也被放出观灯，此间不少宫女乘机与外人野合，甚至逃而不归。至于民间男女乘节日交往谈情的事就可想而知了。
唐律规定妇女有一定的离婚自主权，而世人也不以妇女离婚为耻。从唐代史实看，唐代妇女主动离婚的事例不少。有女子厌夫而请求离去的：书生杨志坚“嗜学而居贫。妻厌贫，索书求离，坚以诗送之。……妻持诗诣州，请公牒以自遣”[43]。也有女家因婿家犯罪而要求离婚的：郑远女嫁魏元忠子升，“升与节愍太子谋诛武三思，废韦庶人，不克，为乱兵所害，元忠坐系狱。远以此乃就元忠求离书，今日得离书，明日改醮”[44]。还有的女子为了侍候父母而请求离婚的：夏侯氏嫁刘寂多年，已生二女，因老父患病失明，“求与刘绝，归侍父疾”[45]。
上述史实中，杨志坚妻“决二十后，任改嫁”。其他当事人均未被处罚。但是，唐代对一些无故休妻的男子，往往处罚很重，德宗时御史李元素升官后休妻，给妻子的费用又少，妻族上诉，诏令停元素官，并追补妻子五千贯。代宗时，御史中丞源休因小事休妻，“妻族上诉，下御史台验理”。结果，源休被除官，并配流溱州。[46]
除妇女可以提出离婚外，妇女改嫁也是比较自由的。唐朝廷并不褒奖寡妇守节，反而鼓励再嫁。贞观元年太宗诏：“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乃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已除，并须申以媒妁，令其好合。”并规定以“婚姻及时，鳏寡数少”作为考察地方官员政绩的标准之一。[47]唐初奖励婚嫁，自然含有促进人口增殖的用意，但朝廷公开提倡妇女改嫁，实为罕见。
唐代文献中几乎看不到对“节妇”的表扬，却对改嫁女子的事迹直书不讳，就宫廷女子而言，从高祖到代宗10朝，公主再嫁者26人，三嫁者4人，玄宗亲撰《鄎国长公主碑》碑文，言公主先嫁薛氏，再改嫔他人，绝不为讳。[48]更为甚者，安乐公主改嫁武延秀时，中宗、韦后大肆铺张，举行规模盛大的婚礼，远胜于公主初嫁。其中固然存在安乐公主受宠过度的缘故，但是，如果没有不鄙视女子再嫁的时尚，宫中无论如何也不会把公主再嫁作为盛事的。
在统治阶级中，宫外女子改嫁例也不少。楚王妃上官氏，年18初嫁。楚王死，“服终，诸兄姐谓曰：‘妃尚年少，又无所生，改醮异门，礼仪常范，妃可思之。’”[49]既然再嫁符合“礼仪常范”，故士大夫阶级中女子再嫁即为常事，如大文豪韩愈之女，原嫁李汉，改嫁樊宗懿，等等。
当时民间对于再嫁的妇女，也无蔑视的态度，而是对她们的不幸遭遇抱以深深的同情。如《酉阳杂俎》载曰：
……忽闻船上哭泣声，皓潜窥之，见一少妇，缟素甚美，与简老相慰。其夕简老至皓处，问君婚未？某有表妹嫁于某甲，甲卒无子，今日所归，可事君子。皓拜谢之，即夕以其表妹归皓。
通过极简单的手续，便使怨女旷夫两得其所，反映了唐代寡妇再嫁的轻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