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实行科举制。科举制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平等竞争的机会，为了在这平等的竞争中取胜，需要人们潜心的准备，隐居读书对他们来说更安心一些，效果更好一些。如《旧唐书·柳璨传》载：柳璨“少孤贫好学，僻居林泉。昼则采樵，夜则燃木叶以照书”。这是一个贫困士子隐居读书的例子，而贵族、官僚子弟也往往不留恋舒适的政府学校和优越的家庭环境，也选择了隐居读书的道路，晚唐著名宰相牛僧孺15岁时，居长安附近的庄园中读书，“数年业就，名声入都中。登进士上第”[74]。牛僧孺是显宦之后，他的读书地点不是热闹繁华的长安城中，而是选择了祖传产业的乡间别墅。对唐代士人的隐居读书，李颀《缓歌行》诗曰：“男儿立身须自强，十年闭户颍水阳。业就功成见明主，击钟鼎食坐华堂。”无论是隐居于山林寺观，还是自修苦饬于乡野茅屋，唐代士人十年寒窗，悬梁锥股，总以步履青鸾，击钟鼎食，辅佐帝王作为奋斗目标。
除参加科举考试而隐居读书外，唐代士人中，还有学业已成，借隐居读书而博取高名，以待朝廷和地方长官辟用的。这是一种传统的形式，但“在唐代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注入了贫穷和富有两种不同经济身份的内容。家贫族卑的书生入仕无方，故寄身山水之间，寺院道观，等待着入仕的时机；一些豪门显宦之后则为博取世人的赞誉，做出淡泊功名而投隐山林的姿态，以期引起社会舆论的褒奖，为日后的入仕增添几块筹码”[75]。如名门世家出身的温造、宰相之子房琯都以隐居而沽名钓誉，欲擒故纵，求得了清美之职和速贵的机遇。唐中叶以降，辟召入幕是士人的一条重要的仕宦之途，许多朝中显宦都是由辟召而入仕的。如声望鹊起的阳城，德宗时，与弟隐居读书，曾发誓不婚，同居陋室，但时过不久，因李泌之荐入朝为谏议大夫，阳城并没有因曾发誓坚读山中而有什么负疚感。可见，隐居读书求仕是唐代很多士人所走的路。
唐代隐居读书的士人中，并不都是怀着强烈的政治欲望的。如李白少时与鲁中诸生孔巢父、韩沔、裴政、张叔明、陶沔等隐于徂徕山，酣歌纵酒，时号“竹溪六逸”。李白后由道士吴筠之荐而为翰林，“竹溪六逸”的其他成员也通过不同渠道进入仕途，但他们从政后基本上仍保持着隐居读书时的清雅高洁，恪守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崇尚的品行道德。
但我们应该看到，随着历史的进步，尤其是在强盛的唐朝，社会联系已深入到每一个角落，纯粹淡泊无欲的人已几乎不复存在，《旧唐书·隐士传赞》也称：“高士之怀，不隐不显，依隐钓名，真风渐鲜，结庐泉石，投绂市朝。心无出处，是曰逍遥。”隐居读书的士人并不消沉或颓废，而是身居山中而寓国政得失、民众疾苦于怀。中唐时，李渤不从科举，隐居嵩山，以读书习业为事，元和元年（806年），诏征为拾遗，“辞疾不至，然朝政有得失，渤辄附奏陈论”[76]。很多奉佛的士人，往往也是对官场种种龌龊行为极度反感，转而以佛教的恬淡无争作为指导，采取避世遁世的态度，这实际是傲世，表面上看来十分消极，但傲世保持了自己卓荦昂藏和磊落不羁的人格，消极中蕴含着积极的成分。有些奉佛的士大夫在国家危难面前还往往能挺身而出，如安史之乱时，叛军由范阳南下，河朔州县相继失守，一向奉佛的颜真卿和堂兄颜杲卿奋起抵抗，挫伤了叛军的锐气，大长了正气。到唐德宗时，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又连镇叛乱，这时李希烈也发动叛乱，攻下汝州，当时，颜真卿已年近八旬，受朝廷指派，到许州宣慰李希烈。他在李希烈处大义凛然，面对种种威逼，毫不变节，最后投身赴火，视死如归。唐代即使是一些想去职的官吏也往往会有一种责任感，如韦应物在《寄李儋元锡》诗中说：“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去就之间，想到的是百姓流离失所，自己拿着俸禄，没有尽到责任，感到很惭愧。这正是一种积极的入世精神所体现出的人生观，具有这种人生观的韦应物，是一位有良心的封建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