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像柳宗元那样奉佛，或产生避世思想的士大夫是较多的，但这种避世思想也往往有着积极进取的意蕴。如初唐四杰和陈子昂都思索人生，感悟哲理，慨叹世事变幻，沧海桑田。陈子昂诗说：“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67]古者往矣，而知我者希，夫复何言！于是他产生了避世思想，甚至感慨于天命之不可知，“幽居观大运，悠悠念群生。终古代兴没，豪圣莫能争。……大运自古来，旅人胡叹哉”[68]！但就在这些避世思想背后，却隐藏着强烈的入世愿望，表现着对朝政的执着关心。避世的念头与天命不可知的慨叹，是在理想得不到实现之后的一种变态反映。陈子昂在自己的诗中强烈地表现了对现实中不合理现象的不满和抨击，真正的避世者是不会对社会现实那样执着关心的。这一点可以拿他来与阮籍相比。陈子昂的《感遇》诗，无疑受着阮籍《咏怀》诗的深刻影响。他的思想也无疑像阮籍那样有老庄思想的深深烙印，但阮籍对于现实黑暗未敢施加抨击，鲁迅先生在论述阮籍《大人先生传》反映出来的思想时指出：“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一切都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69]阮籍是深感世路艰难而不得不避世的，所以他一生怀着“终生履薄冰，谁知我心焦”[70]的心情。而陈子昂的避世，却是愤懑。如履薄冰之心情，结果是做到口不臧否人物，得以终其天年，而出于愤懑，故有所谏争，而终于罹祸。从归宿的不同，也可看到他们的差别所在。而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差别，正反映了两个不同的时代：一个是战乱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时代；一个则是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一个只是感悟人生，体识哲理，而进入一种无可如何的无所作为的心境中；一个却感悟人生，体认哲理之中，蕴含着壮大的气魄和力量，充满着时代赋予他的强大的自信心。正因为这一点，陈子昂才会写出千古绝唱《登幽州台歌》。他在诗中所表现的不是哀愁，不是失望，更不是消沉，而是一种“开创者的高蹈胸怀，一种积极进取，得风气先的伟大的孤独感”[71]。
又如柳宗元被贬后，寄情于山水，但实际这时的柳宗元也不是消沉的，当时他写的文章，悲愤不平之作比比皆是，在他那优美的山水游记后面，深深地隐藏着一种无法排遣的悲哀，并不是那种无所牵挂的、超尘出俗的随意之所之的出游，而是一种打发时日的百无聊赖的出游，隐藏着他对时局的关心、对生民的同情。也因此，他在这一时期才能创作出像《三戒》、《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封建论》等一批关心政治、关心生民疾苦、关心世态的文章。
陈子昂、柳宗元等人的避世思想或行动有一定的积极因素，以唐人的隐居而言，也往往是为了更有利于进取入世。
从唐初看，确实有一些真心出世隐居的人，而且名气也大。著名的如孙思邈，太宗即位，召至京师，“将授以爵位，固辞不受。显庆四年，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又固辞不受”[72]。又如王绩“嗜酒**，才不足而智有余，伤其时而晦其用，深识之士也”。孙思邈和王绩生活在隋唐之际，他们亲身经历了隋末以来的社会动**和战乱，这种时代的烙印，并不仅是影响孙思邈和王绩等少数人，而是造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风气。《新唐书·选举志下》载：“初武德中，天下兵革新定，士不求禄，官不充员。有司移符州县，课人赴调，远方或赐衣赏食，犹辞不行。”但随着政局的逐渐稳定，唐朝一天天的强盛，士人入世的愿望即日益强烈了。不过就史实看，唐朝隐居的人也不少，但对此，时代已赋予了其新的内容，“它不再是满腹经纶的儒生们所标榜的特立独行，也脱下了狂歌酣醉的士人愤世嫉俗的外衣，似乎整个唐代的文化都为隐居读书所渗透，其间，最为生动的是它所显示出的一种新的教育的意义”[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