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唐代知识分子抱有积极的入世思想，他们的眼光便专注于现实，关心国家的命运，关心人民的疾苦。他们的作品，无论是诗歌乐舞，还是绘画雕塑，都和现实生活息息相通，比如盛唐边塞诗的繁荣，就是因为当时边塞战争增多，吸引了许多希望立功边关、求取功名的知识分子。他们或游历边塞，或从军边塞，在对边塞生活的体验中，写下了大量的诗作，有的写边塞绮丽的风光；有的写将士的英勇战斗；有的写妇女对戍边亲人的怀念；有的在诗中以政论的笔调抒写自己的边防政见，从而使边塞诗出现了空前绝后的盛况。又如盛唐的宗教壁画虽然描绘的是远离人世的天国，但天国里的人物、山水、楼台亭阁、花树禽鸟都洋溢着人间的气息。宗教壁画从形式到内容都走向世俗化，成为唐代美术的显著特点之一。[66]
唐代知识分子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在文学创作上表现为对自己的作品精益求精，力求完善，力求超脱，杜甫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名句，这种心态是对作品的认真创作，对语言的认真锤炼。在作品的内容上，表现为建立功业，关心时局，关心生民疾苦，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等，把自己的壮志荣辱，与国家的兴衰融合在一起，同其命运；把自己的辛酸遭遇与生民疾苦融合在一起，同其悲辛；把自己的豪情同祖国的壮丽山河融合在一起，同其永存。在文学理论上，提出了“文以明道”、“不平则鸣”、“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等主张，把强烈的喜怒哀乐感情的抒发和功利主义文学观统一起来，给当时的文风改革注入了生机，并创造出许多实际的业绩，或从功利主义的目的出发，去表现文学的义理。在具体行动上，也往往表现出一种认真的处世态度，如柳宗元信佛，那是因为自己感到对社会现实中的不合理现象无能为力，并感到耻辱，才在佛教中寻求解脱。这是积极的奋斗抗争，而不是消极的处顺就范。因此，他对于一切不同意的事情，都没有消极地容忍，违心地赞同，而是积极地斗争，对于韩愈、刘禹锡这样的好友，都敢表白自己的态度，如在《与韩愈论史官书》、《送僧浩初序》中，都说明了与韩愈的分歧，并对韩愈的观点进行了批驳。又韩愈认为天有意志，能赏功罚祸。他作《天说》予以批评。柳宗元对刘禹锡谈一些学术的分歧也是直言不讳。柳宗元所表现出的这种真诚品格，在唐代知识分子中是比较普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