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门阀势力的衰落，与之相适应的用人制度九品中正制也被科举制所代替。这使士族垄断仕途的历史结束，给人们展现了一个全新的可以经个人奋斗进取的机遇。尤其在武则天登上政治舞台以后，为了巩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在政治上打击门阀势力，同时又积极扶植庶族地主参政，通过发展、完善科举制度，使庶族地主知识分子更多地进入各级政权。由于庶族地主不具有士族地主的特权和地位，他们和农民之间无法建立人身依附关系很强的部曲佃客制，往往采取人身依附关系较弱的租佃佃农制。在这种方式下，农民人身自由增多，对土地的经营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和自主权。随着庶族地主势力的扩大，租佃制也有相应的发展。这些变化给社会各阶层带来勃勃生机，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因登上政治舞台的道路拓宽而感到欢欣鼓舞，激发了他们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豪情壮志。农民则因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动和在租佃制下获得的更多自由而对社会、对生产、对生活都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和主动性。这使唐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充满了生气，[63]并主要从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出来。
唐代知识分子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在政治上表现为普遍地希望报效国家，建功立业，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和行动。这从初唐四杰已开其端。初唐四杰王勃、卢照邻、杨炯、骆宾王的诗文中，已经在叹息人生，纵览古今，渴望建功立业了。继四杰之后的陈子昂更不愿以文人自限，常常倾吐“感时思报国，达兼济天下”的远大抱负，屡次上书论政，希望在参政行动上有所建树。他作《感遇》诗38首，鲜明地抨击社会的黑暗，观万物之变化，叹岁月之流逝，伤繁华之不能永存，复悲叹于怀才之不遇。进入盛唐后，知识分子积极进取的精神更得到了充分的表露，如高适“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64]。
盛唐功业思想表现最突出的是李白，他自许甚高，以姜尚、诸葛亮、姚崇自况。他曾自信地写道：“如逢渭川猎，犹可帝王师。”他数度赴长安，就是为了实现他安社稷、济黎民的宏图壮志，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反复表现渴望风云际会、建立奇勋的愿望，如他在《梁甫吟》中写道：“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六百钩，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虽然在现实中处处碰壁，也没有挫伤他从政的锐气。
与李白大致同时的著名诗人杜甫、王维、孟浩然等，都有着强烈的参政向往。杜甫出身“奉儒守官”的士大夫家庭，一生颠沛流离，仕途坎坷，但仍不忘参政显达，始终以儒家“入世”思想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王维、孟浩然以写山水诗见长，其中王维又以信佛而著称，但在那个时代的感召下，也向往着建立一番功业，希冀图画凌烟阁。孟浩然年40还入京应考进士，王维更是开元进士，官任吏部郎中、尚书右丞等职。“这样一种普遍要求参政的高涨热情，不单是基于对自己政治才能的高度估价，也是对国家前途命运充满了信心的表现，是当时国力强盛所唤起的知识分子思欲为国效力的新精神。”[65]
盛唐以后，知识分子由于受盛唐的熏陶和对盛唐的怀恋，仍然有一种昂扬的风貌，如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诗人畅当以子弟被召入军，诗人韦应物《寄畅当》诗称：“丈夫当为国，破敌如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鬓毛斑。”这完全是盛唐知识分子那种建功立业，不屑于皓首穷经、屈从人下的精神风貌。以后到中唐的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人都积极参与现实政治，表现了积极的入世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