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继承并发展了隋朝的科举制度，在考试科目、考生解送、考试方法等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
唐朝的科举分为常举与制举两种。制举由皇帝临时下诏举行，常举是“常贡之科”，基本上是每年都要举行的。
常举的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和明算六科。另外还有武周长安三年（703年）创立的武举和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创立的道举。秀才科因为难考，在永徽二年停废，明法、明算、明书科属于专门人才选拔科目，一般士人应考的科目主要是进士和明经。
参加进士与明经考试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是州县的贡生，一是学馆的生徒。学馆的生徒主要是两京国子监的生徒，他们在馆学成后，经国子监考试，一般通二经以上，就可被举送到礼部参加考试，争取明经或进士及第。
州县的贡生是按照乡贡制度取得应考资格的。按照唐朝的规定，地方上的学子们每年要“怀牒自列于州县”，也就是拿着自己的报名材料到本贯州县报名，先由各县县尉主持初考，然后由府州复试，选拔优异者给予解状，在每年十月份随各州进贡物品“解送”到京，参加尚书省的科举，这叫“贡士”。
唐朝乡贡始于武德四年（621年），在唐初一直严格按规定举送，到武则天时代，由于当时学校废隳，乡贡大行，士子们争着在各地假名就贡，投牒取解不再限于本贯。天宝以后，京兆、同华的贡士容易被录取，士子们就争着在此地取解。也有的士子们为得到名人的推荐，投奔到名人的宦地，如“白居易典杭州，江东士子多奔杭取解”[50]，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被“解送”参加科考的人数，每年不等，少时千余人，多时达到六七千人。生徒与贡士的比例，在唐武宗会昌年间大约是7∶10。大体上说，唐朝后期，贡士名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贡士的名额在分摊到各州府时，也是多少不均的，比如唐后期的京兆、同华、河中州府每年可解送贡士八十余人，而一些落后地区，如福建、黔府、安南等地，每年贡士总共不过十七八人。每县平均也就一半个名额。
举子们在每年十月底汇集京师，十一月一日随朝集使参加朝见，然后到礼部交纳文状，考试的时间一般在正月。
唐初，科举考试一般由吏部的考功员外郎主持，后因考功员外郎官位较低，难以适应科举制不断发展的形势，在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以后，主考改由礼部侍郎一人专掌，在礼部设贡院，主考官称知贡举。安史之乱后，也经常委派中书舍人及各部侍郎权知贡举。主考官一般不超过三榜。
考试的内容和方法，明经与进士科有所不同，明经科考试内容有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史科之别。还有开元礼、童子科、道举等，也可以说属于明经一系。不过，一般的明经考试是通二经，同时兼试《论语》和《孝经》。所谓“通”的内涵是：“文注精熟，辩明义理。”[51]考试的具体方法是“帖经”和“墨义”。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以后，明经考试加试时务策三道。进士科在唐初只考时务策五道。唐高宗永隆二年（681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认为“进士唯试时务策，恐伤肤浅”，建议“加试杂文两道，并贴小经”[52]。以后，明经、进士都保持了三场试的格局。
科举考试中的“帖经”，方法大体同于国子监诸学的帖经考试；揭出所考经书任意一页中的一行，帖住三字，让考生写出来所帖之字。成绩评判以明经科为例，一般是每经帖十次，答对五次以上为及格。
“墨义”相当于馆学考试中的讲（口义），不过形式是笔答。考官从经书中提出问题，考生答出该句经文的注疏或上下文，也是检验考生对经文和注疏的熟练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