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行卷”关乎自己的前程，士子们平时在日常生活中，就时时留意观察生活，观察社会与自然，捕捉诗材与灵感，并研习吟咏，不断积累。士子们在创作行卷诗时，因为主题比较自由，他们就可充分调动自己的生活素养，创造出自己感受最深的作品，也就能够表现出较好的思想内容和较高的艺术水平。因而，行卷诗中名篇佳作迭出。比如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就是一首行卷诗。相传白居易初到长安应举，去拜见大诗人顾况，顾况瞧不起他，见他姓名中有“居易”二字，就嘲弄地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但当他读到白居易行卷中这首诗时，不由得吟咏起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这首诗把木草荣枯与人生联系起来，显示了青春的勃勃生机，令顾况大为感动，说：“有才如此，居亦易矣！”并为之延誉，使白居易声名大振。
行卷诗的另一篇代表作是朱庆馀的《近试呈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首诗用比兴手法，以新婚拜舅姑（公婆）比喻自己行卷时的心态，以画眉深浅是否合于时髦，来巧妙地试探自己的文章是否合张水部的口味，委婉含蓄，深富情韵。张水部就是中唐著名的大诗人张籍，张籍当时虽只是一个水部员外郎，但他与韩愈、白居易、元稹、李绅等颇有交情，他把朱庆馀的行卷精选26篇，向朝官们广为推荐，“朝列以张公名重，无不缮录而吟咏之”，朱庆馀“遂登科第”。[78]
行卷诗的精品自然不止上述两首，据程千帆先生研究，流传到现在的《唐百家诗选》，就是一部唐人行卷诗的总集，其中有许多思想性较强、艺术性较高的脍炙人口的篇章，如崔颢《黄鹤楼》、王昌龄《出塞》、李颀《古从军行》、《古行路难》、戴叔伦《女耕田行》、卢纶《和张仆射塞下曲》、张继《枫桥夜泊》以及王建的一部分新乐府，可谓千古传诵。此外，如李贺的《雁门太守行》、李绅《悯农》、聂夷中《咏田家》三首，都是用来行卷的作品。
唐代“以诗赋取士”的独特方式，不仅促进了士子行卷之风盛行，还吸引了大批士大夫潜心钻研作诗，在平日的交往中也以诗歌酬唱为重要内容。送别、贺赠、酒宴欢聚，都要作诗，作诗好坏成了显示一个人才能优劣的重要标准。这样一种社会风气，正是唐诗繁荣的社会基础。
进士行卷之风还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勃兴。中晚唐古文运动的健将韩愈、柳宗元、李观、张籍、李翱、李汉、皇甫湜、沈亚之、孙樵等，都是进士出身。他们为了应试，都谙熟诗赋，但在行卷时，却多用古文，如李观《帖经日上侍郎书》所举献省卷文9篇，都是古文，这种方法，自有助于古文的传播和流行。
古文家以诗赋为应试的敲门砖，当他们进士及第，成为当世显人后，反过来利用可以接受行卷的方便，向后进士子们宣传自己的古文主张。《唐国史补》卷下《韩愈引后进》条云：“韩愈引致后进，为求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时人谓之‘韩门弟子’。”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也说：“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韩、柳均以“奖掖后进，开启来学”为己任，晚辈士子们也很乐意投到他们的门下，以期得到他们的提携和指导。士子们向韩、柳辈行卷，自然要投其所好，接受其文学主张；韩、柳在指导后学的过程中，也把自己的文学主张灌输给他们。这是古文运动的勃兴中至为重要的一环。
进士行卷之风，还推动了唐代传奇小说的发展。
唐代传奇小说在贞元、元和间勃兴，和行卷有一定关系。我们知道，文学创作的基本功主要是叙事、抒情、议论，科举考试中，诗赋可以反映作者的抒情能力，策论可以表现作者的说理能力，独有叙事能力在科考中难以表现出来。传奇小说以叙事、描写人物为主，是一种皆具“史才、诗笔、议论”的体裁，所以从中唐时起，士子们就乐于以这种能表现自己多方面文学才能的文体来行卷。元和十年（815年），李师道遣刺客谋害宰相裴度，裴度仆人王义为保护裴度而以身殉难，这一年，许多考进士的人都写了《王义传》，来作行卷。
用传奇小说来作行卷，还与朋党之争有一定的关系。行卷之风盛行，本身就造成了考生与主考官和行卷对象间的亲密关系，主试公卿与达官显人们也常借机拉拢新进士人，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这是唐后期“朋党之争”不息的一个重要原因。传奇小说是随意之作，可以虚构，一些士子为了博得达官显人们的青睐，就在自己的小说中或隐或显地攻击异己。最明显的例子是《周秦行纪》。当时牛李党争方炽，李德裕的门人韦瓘就假托牛僧孺之名写了这篇作品，文中让牛僧孺以第一人称讲述了自己的一次旅途奇遇，叙述了牛僧孺与诸后妃的种种悖逆之事，从政治上、名节上诬陷牛僧孺。传奇小说作为攻击中伤敌对方的工具，在行卷中被大肆应用，也是传奇小说在贞元、元和之际勃兴的一个原因。
据陈寅恪、程千帆先生的考证，牛僧孺的《幽（玄）怪录》、《传奇》和李复言的《续玄怪录》、裴铏的《传奇》都可能是行卷之作，这些传奇小说作品集，也是流传至今的唐人小说中的一些精品。
总而言之，唐代文学的繁荣，特别是诗歌的昌盛，自然有着社会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但行卷之风的盛行，无疑是一个直接的原因。除此而外，唐代科举制度中的进士科，适应社会上文化正在普及、官吏文化水准亟待提高的现状，采取了以文取士、以诗赋取士的方式，使诗文成为知识分子博取功名的手段。利禄的**，吸引了几乎整个知识层群体毕其全副精力投身于诗文的揣摩、创作，使唐代社会的文学水平从整体上达到一个很高的层次，正是这样的社会氛围，才能孕育出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一大批文学巨匠。他们中的许多人，如李白、杜甫，尽管并未考中过进士，但他们几乎都有为中进士而拼搏的经历，也许他们的许多文学精品既非省试诗，也非行卷之作，但他们能创作那样高水平的诗文，却是受了科举制“以文取士”造成的重文学、重诗歌的社会风气的间接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