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前期，尽管人们在观念上视进士为“士林华选”，但在仕途上，明经与进士所差无几。从制度规定而言，明经及第，吏部铨选授官时，叙阶还要高出进士及第者一阶。另外，隋唐官学盛时，高官子弟在京都儒学中学成之后，应明经举的比较多，所以，唐前期明经出身者中有相当数量的高官子弟，他们由于资荫的关系，“释褐”授官时，叙阶要远远高于寒门子弟。唐代前期高级官员主要来源于门荫出身者，当然包括具有门荫与明经及第双重身份的官员。
但由于观念上人们视进士为“士林华选”，有才华的士子多愿考进士，进士及第后，往往又去应制举。制举本身也是才学之科，特别是其中有相当数目的科目属文学之科，因而进士参加制举有一定的优势。进士尽管授官时品阶较低，进士甲第，从九品上叙阶，乙第从九品下叙阶，但进士升迁较快。由于他们的文化程度较高，朝中清要之官丞、郎、给、舍常选于进士，而这些清要官正是朝廷公卿将相的候选人。唐初进士并不多，但据统计，高宗时科举出身做到宰相的11人中，明经只有2人，进士则有9人。唐玄宗开元元年到二十二年（713—734年）的27名宰相中，进士出身的有8人，制举出身有5人，明经有4人[68]。这也说明，人们把进士举子视为“白衣公卿”是有缘由的。
与进士科一枝独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唐后期明经与制举的衰落。明经考试以帖经与墨义为主，但帖经的成绩具有关键意义，在唐后期更成为及第的主要标准。“明经以贴诵为功，罕存旨趣”[73]的弊端，很早就有人指出了。这种肤浅的、死背硬记的考试，完全窒息了士子们的独立思考和创造精神，也使明经的声誉和社会地位逐步下降。唐肃宗至德元年（757年），允许人“纳钱”买明经出身，常衮“非辞赋登科者莫得进用”的政策，堵塞了明经的出路，许多人都产生了“明经碌碌”的观念。在现实中，尽管明经录取的人数并未减少，但明经出身的人大多担任中下级官吏，做到高官或成名者极少[74]。
附带需要说明的是，五代时期，明经科颇有起色。关于这一点，《文献通考·选举考》讲得极明白：“五代自晋汉以来，明经诸科，中选者动以百人记。盖帖书墨义，承平之时，士鄙其学而不习，国家亦贱其科而不取，故惟以攻诗赋、中进士者为贵。丧乱以来，文学废坠，为士者往往从事手帖诵之末习，而举笔能文者固罕见之。国家也姑以是为进取之途，故其所取反数倍于盛唐之时也。”这段议论除说明五代时士人重视考明经外，也反证了唐代进士科的一枝独秀。
二、进士行卷与唐代文学的繁荣[75]
泛泛而言，唐代进士科是以文才优劣作为选拔官员标准的科目，是文学之科，是诗赋之科，但在有唐一代三百年中，进士科的考试内容和录取标准，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唐初进士试策，策文的好坏是录取进士的唯一依据，评价策文水平则主要是看文章的词华。唐高宗调露二年（680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奏请进士在试策外，加试杂文两道，并贴小经，确立了进士三场试的格局。杂文包括箴表铭赋之类，到开元年间，杂文才主要考诗赋。天宝时，进士被视为文学之科，进士三场试中，最关键的是杂文——诗赋的考试，帖经不合格，可以试诗来“赎帖”，进士科真正变成了“以诗赋取士”的科目。贞元以后，出现了“以文章取士”取代“以诗赋取士”的趋势，但诗赋作为进士三场试中的一场重要考试，则始终未变。
进士虽被视为文学之科，但科考中的应试诗、文并没有多少上品。进士科促进唐代文学的繁荣，主要是通过“行卷”这一中介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