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士科的一枝独秀
科举是唐代知识分子的政治出路，在诸科之中，进士科对知识分子最具吸引力。
唐代常举六科中，明法、明书、明算是选拔专门人才的科目，并不是有文化的士子都可应举的。秀才科举行时间不长。而明经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则远不如进士科。
首先，考进士远不如考明经容易，因而社会对考中进士的人看得更重，而有才华的士子也以考中进士为荣。
在隋、唐初，最难考的是秀才。秀才考试，是“试方略策五道”[60]，方略策不同于时务策，它要求考生不仅要精通时事，而且要引经据典，提出经世治国的方略，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贞观以后，“举人惮于方略之科，为秀才者殆绝，而多趋明经、进士”[61]。高宗永徽二年（651年）正式废除秀才科。秀才科废止后，进士科的考试最难，考中进士最受社会重视，所以，唐代文献中，有时也把应进士举的人称为“秀才”。
考进士难于考明经，首先是进士每年录取的人数较少，而明经的相对较多。据徐松《登科记考》的统计，贞观时平均每年录取进士9人，永徽、显庆间平均每年录取14人，武则天统治时期平均是20人，开元以后，每年录取的进士在三四十人左右。而明经每年及第的人数大约是进士的二三倍。再从中举率的角度看，杜佑曾经说：“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62]唐代前期，每年应进士举的人约1000人，中举率只有百分之一二，而明经的中举率是十分之一二。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明经易考，30岁才考中明经就是“老明经”了；进士难考，50岁考中进士也还是“少进士”。
进士难于明经，还有一个方面是考试内容的差别。从隋代开始，明经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但隋唐时代，儒家并不受重视，隋代民间“佛书多于六经数十百倍”[63]。唐太宗曾力图兴“文教礼乐”之治，但到唐高宗就“薄于儒术”[64]。儒学不受社会重视，钻研经学的人也极少，士子们只是为考试才学一点儒家经典，所用的一点功夫也主要是死背硬记，而明经考试中的帖经与墨义也主要是检验考生对经文与经疏的记诵程度，这种考试很难体现一个考生的学识水平。进士科在隋炀帝时就试策，所以士子们“辑缀小文，名大策学”。这种试策和秀才的试策是一样的，据《北齐书·儒林传》记载，河清初，刘昼“举秀才，入宗考策不第，乃恨不学属文”。可见试策主要是看文章。唐代进士科仍是按文学之科的路子发展，高宗永隆二年（681年），令进士科在试策之外，加试杂文两道，并加贴“小经”。宋人欧阳修评价说：“大抵重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方其取以辞章，类若浮文而少实；及其临事设施，奋其事业，隐然为国名臣者，不可胜数，遂使时君笃意，以谓莫此之尚。”[65]进士科之所以有“得人之盛”，与考试内容应有一定关系。文章取士，比起明经肤浅的、死背硬记的考试，还是能给士人们以较大的自由发挥的余地和表现自己才华的机会，所以，有才华的士子竞趋进士科，以致“老死于文场”，“亦无所恨”，就可以理解了。
由于上述原因，唐朝前期，人们在观念上就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66]。知识分子“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一心一意考进士。唐太宗在端门上看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得大叫“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若不是进士出身，意下还“终不为美”。参加进士举的人，在应考之前，就被推重为“白衣公卿”、“一品白衫”[67]。进士科的一枝独秀，于此可见一斑。
其次，进士及第者升官较快。特别是在唐代后期，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