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商贾们还通过科举参与政权。科举虽然限制工贾杂类参加考试，但并不十分严格，特别是中晚唐更为放松一些，因此，唐代商贾子弟中有很多以科举为目标而勤奋学习的人，他们以优厚的经济条件，修文学儒，交结科场文士，朝廷显贵，利用门生座主等关系进而登第，参与政权，如肃代之际，“商贾贱类，台隶下品，数月之间，大者上污卿监，小者下辱州县”[18]。可见商贾势力已经渗透到国家政治权力机构的各个部门。
“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止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唐代商贾及其子弟的进入仕途，大大削弱了士族高门仕宦的世袭性和牢固性，加快了门阀士族制度走向彻底崩溃的速度，猛烈地冲击了魏晋以来封建的身份等级和门阀观念。
再就唐代具体史实而言，门第等级观念也有所松动。
唐高祖李渊就颇以高门自居，他曾对裴寂说：“我家陇西旧族，世姻娅帝室，一呼唱义，不三月而有天下，公复华胄，职宦光显，非刘季亭长，萧曹刀笔吏可比也，我与公无愧焉。”[19]但这只是李渊思想的一个方面，李渊并不是时时以高门临人的，而且在处理具体事务上，等级观念较为淡薄，如他在太原起兵后，巡汾河南进长安途中，曾下令说：“诸部曲及徒隶征战有功者，并从本色勋授。”[20]从李渊起兵的“马三宝出厮养之徒，处将军之位”。出身微贱的孙伏伽多次上书李渊均被采纳，颇受赞赏。[21]唐太宗也是有门第之见的，一次，庶族出身的张玄素，因唐太宗追问身世，被羞得“出阁门殆不能移步，精爽顿尽，色类死灰”。但事后，唐太宗深有所悔。[22]再说唐太宗对张玄素平时颇为宠信，言听计从，擢拔有加。对唐高祖、太宗这种较为开明的态度，《旧唐书》卷七十五史臣评曰：“伏伽上疏于高祖，玄素进言于太宗，从疏渐以干至尊，怀切直以明正理，可谓至难矣。既而并见抽奖，咸蒙顾遇，自非下情忠到，効匪躬之节，上听聪明，致如流之美，熟能至于此乎？”其实大而观之，贞观年间，君臣一心，大臣协作共事，并无门户之见，比如，贞观贤相房玄龄是山东新贵，杜如晦是关中旧门，但“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23]。
初唐以后，推崇门第的言事也屡见不鲜，如唐玄宗分封诸王时，岐王、薛王各五千户，唯“申王以外家微，户四千”[24]。肃宗曾赞叹代为冠族的陇西李揆说：“卿门第、人物、文学皆当世第一，信朝廷羽仪乎！”故时称“三绝”[25]。武宗所幸王才人，“宠冠后庭”，想立为皇后，但“李德裕以才人寒族，且无子，恐不厌天下之望，乃止”[26]。另外等级婚姻也很流行，如唐初“见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旧门为亲，纵多输钱帛，犹被偃仰”。风尚所至，朝廷不能禁。[27]唐太宗时，王妃主家不尚山东旧族，并利用皇权来压抑他们，但从唐宪宗起，唐天子却主动同山东士族联姻，说明当时皇权已经衰弱，而山东士族仍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
以上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比如同是玄宗时期，寒门出身的名相姚崇、宋璟，与士族出身的卢怀慎、源乾曜，先后同知政事，也能“协心翼赞”，“相得甚悦”。姚崇还说：“比见诸达官身亡以后，子孙既失覆荫，多至贫寒。”[28]在这样的趋势下，一般地主所有制发展成熟后，地主阶级内部仍然会出现各个等级和阶层，但从每一个地主家庭来说，却不可能获得一个相对固定的门第。又如武宗时的李德裕，虽出身高门，讲究门第，但他也“颇为寒畯开路”[29]，说明其等级观念也有松动的一面。尤其是唐后期士族子弟纷纷趋事进士科，说明他们在现实中，已不死抱着门第不放，而是积极探寻着新的出路。
唐代士流还往往坚持“工商不当仕”的观点，但对此，皇帝和朝中大多数官吏却置若罔闻，不予理睬，而且不少官僚士流还为出身寒微的商人及其子弟获得清资要官制造舆论，如白居易在州府所贡举子中有工商户子弟的判词里，明确提出“唯贤是求，何贱之有”的主张。[30]又如韩愈经常强调国家用人标准应该是重道德才学，而不是门第出身，主张提拔寒士，消除进贤之路的贵贱之别。
以门阀为核心所形成的森严等级观念在唐代正走向他的末日，在对旧的门阀观念的冲击中，尽管有人守旧，但更多的人在从新。总而言之，隋唐五代时期，等级观念较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松动了。唐五代以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高度集权专制的统治时期，其官方理学又重新编制和宣扬新的等级观。这使人们对唐代相对松动的等级观念更加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