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起自隋朝，到唐朝进一步完善。唐代应科举考试的人，虽然要经过“考核资叙郡县乡里名籍，父祖官名，内外族姻”，并严禁“刑家之子，工贾殊类”应试，[8]低于工贾的部曲、杂户、奴婢等劳动者，当然更无权参加考试。即使具有良人身份的农民，因身处贫困，能读书应试者也寥寥无几，但科举制选官范围毕竟要比九品中正制广泛得多，一般地主子弟都具有应试资格，这就进一步排除了门阀士族的残余势力。
科举制“有一套定时和限额的标准程式，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权利，在当时代表了一种公正和合理的选拔人才道路，因而它吸引了不同阶层的知识分子”[9]。特别是科举出身的官吏可以迅速升迁，这更对当时知识分子是一种**。科举成为士人们入仕的主要途径，不仅庶族出身的人以科举为敲门砖，就是宗室的疏属，关陇士族后代，也要通过这个途径猎取官位。从唐初明经科的兴盛，到开元、天宝以后进士科的尊贵，使大量高才博学、卓识多能之士由“白衣”而“登龙门”，以致出现了“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的情况，“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10]。唐代知识分子中，固然有些人企图通过征召、荐举、门荫等途径进入仕途，但大多数士子不愿放弃以科举从政的道路。高宗时的薛元超以父荫袭爵后擢任宰相，却因“不以进士擢第”而抱恨终生。唐宗室子弟李洞，因屡困于场屋，曾赋诗说：“公道此时如不得，昭陵恸哭一生休。”[11]就连宣宗也以自题“乡贡进士李道龙”为标榜。
科举制对门阀士族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唐人刘秩说：“隋氏罢中正，举选不本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12]柳芳也说，隋“罢乡贡，离地著，尊执事之吏，于是乎士无乡里，里无衣冠，人无廉耻，士族乱而庶人僭矣”[13]。在这种情况下，等级观念也有些模糊不清了。
除上述情况外，唐代工商业者的活跃和庶族地主实力的增强，也对等级观念形成有力的冲击。
隋唐全国统一，结束了分裂动乱的政治局面，这为封建经济与商品货币经济的高度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使工商庶族地主的经济实力日益强大，他们要求政治权力的意愿日益强烈。就唐而言，商贾入仕的主要手段和途径有以下一些：
首先，商贾利用资财名正言顺地谋取官职或得到政府赏赐的品位。唐太宗时，安州富商彭通献布五千段供辽东军费，被赐为文散官宣义郎（从七品下）名号；高宗时彭志筠愿献绢布五千段助军，即特授奉议郎（从六品下），并布告天下。到中唐以后，唐朝廷为求得商贾资财，以佐国家财政之急，不惜量钱给官。至德年间，朝廷还曾干脆公然告谕商贾：“如能据所有资产十分纳四助军者，便予终身优复。”[14]此外，商贾们还通过担任捉钱令史，作为“入官门户”，大量涌入官僚阶层。
其次，商贾们用钱行贿买官爵，在唐前期已达到了很盛行的地步，如中宗时，李峤在奏疏中说到当时社会上的“黠商大贾”，大多“重贿贵近，补府若吏”[15]，以此来逃避赋役。景龙年间，“斜封得官者二百人，从屠败而践高位”[16]。这样，商贾凭借雄厚的财力为后盾，用重金贿赂显宦达官，求得官职品位，大量渗入官僚集团，占据了很高的政治地位。此后，由于朝政的日益腐败，商贾行贿买官之风，更为炽盛。尤其中唐以后，宦官执掌朝廷军政大权，竟公求贿赂，肆无忌惮，长安大小商贩均贿赂宦官，挂名神策军籍，身不宿卫，以钱代行，享受给赐，而在市肆，从事贩鬻。又安史之乱后，骄藩势强，商贾们也纷纷用钱通过藩镇来取得官位，所谓“商贾胥吏，争赂藩镇，牒补列将而荐之，即升朝籍，奏章委积，士大夫皆扼腕叹息”[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