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制度，在人们的心目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以致出现了“士庶天隔”的局面。入隋以后门阀势力衰弱，隋文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同时又实行地方佐官由中央任免的制度，从而结束了门阀士族世袭做官、世代控制地方行政的特权。到炀帝时，又创立科举制，打破了门第限制，为寒族入仕打开了方便之门。从此，门阀士族子弟“平流进取，坐至公卿”的特权就丧失了。此外，隋朝在经济上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减轻赋税，吸引世家大族的属民为均田户，在经济上侵蚀世家大族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注重门第出身的门阀等级观念动摇了。
隋朝短促，不久，就发生了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对门阀士族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大批官僚士族被消灭了，作为他们经济基础的田庄，也多“通庄并溃”。许多奴隶、部曲、佃客、杂户在战争中得到了解放，比如李渊集团的军队中，就有不少部曲和奴隶，其中甚至有因军功而升至将军的。入唐以后，《唐律》规定：“诸放部曲为良，已给放书而压为贱者，徒二年。”[1]奴婢、部曲强固的隶属关系已经松弛。这一变化是士族地主没落的表现。
唐代进一步推行均田制，从授田对象看，和前代相比，增加了杂户、官户和工商业者的授田，这说明杂户、官户和工商业者的身份有所上升，而取消了奴婢、部曲的授田，这说明他们的大量解放和士族地主的没落。
唐前期还3次官修谱牒，也对门阀士族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打击。
第二次是在高宗武后时期。当时唐太宗去世不久，武则天执掌了朝中大权，在一系列政治斗争中，朝中大臣或被放逐，或受贬黜，或遭杀戮，或逼自尽，对唐初把持朝政的关陇士族造成了致命的打击，新的寒门地主势力集团崛起。武则天为了扶植拥护她的庶族官僚地主，于显庆四年（659年），下诏改修《氏族志》为《姓氏录》，修订《姓氏录》的原则是“皇朝得五品者，皆升士流”[2]。因此，许多以军功得五品官者，都被列入士族。门阀士族虽然仍在《姓氏录》中有名，但他们却与被他们瞧不起的军功官僚并列，这实际上降低了他们的身份。《姓氏录》的修订进一步打击了门阀士族。
唐朝在中宗景龙（707—709年）至玄宗开元二年（714年），还修过《姓氏系录》。这次修谱的原因主要是“冠冕之家，兴衰不一”或“门胄兴替不长”[3]，也就是旧的冠冕之家，有的已经没落了，有的在武则天时期的政治斗争中满门遭斩，而中宗朝的冠冕大多在官谱上没有地位，这样有必要重新编排门阀序列，有必要“以我作古，牢笼古昔”[4]，崇重今朝冠冕。尤其是《姓氏系录》还将“诸蕃酋长，晓袭冠带者”，用“另册”的方式列入进去[5]。由此可见，发展到唐中叶，可以称为士族的不但不再是崔、卢、李、郑、王，而且开始突破“夷夏有别”的传统偏见，过去旧士族自认清高得不得了，现在出身贫贱的兵卒，少数民族的酋长都列入了国家颁布的官谱，而且门阀越多，也就越贱，旧的门阀等级意识，越益被冲淡。
门阀士族在唐末农民战争中更遭到致命的一击，有的还被灭族，如高门出身的崔沆，唐末“为丞相，黄巢乱，赤其族”[6]。士族的庄园也被洗劫一空，如李德裕的平泉庄即化为乌有。最后，朱温又杀戮了残存的“士族衣冠”崔远、裴枢、陆扆等人，到五代时，“大族高门，降为皂隶”[7]。士族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因士族而形成的等级观念也不复存在。
在门阀士族不断走向衰落的同时，隋唐时期实行的科举制，又给人们带来了平等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