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的铁蹄不仅惊破了陶醉于霓裳羽衣曲中的李唐王室，而且也在一夜之间改变了整个社会的形势。往日至尊无上的皇上，被玩弄于阉竖、权臣、军阀的股掌之上。昔日君臣敦睦的气氛**然无存，留在君臣、臣僚之间的，是尔虞我诈的明争暗斗。地方上，军阀们拥兵自重，展开激烈的争夺，终于导致了藩镇割据。什么仁爱节义、礼义廉耻，全被践踏在军阀争夺的铁蹄下。这种局面促使当时的思想家们都去思考，到底为何会造成如此剧烈的变化？用什么思想和方法才能挽救这种颓势？唯一的办法是从经学里找出路。经学中，《春秋》是直接依照一国的史实，判断天子、诸侯、卿大夫的是非，衡量三代的得失的，从《春秋》中寻找理论依据，最为适宜，所以，新经学运动的发起者们便首先把注意力放到了《春秋》。然而，《春秋》宣扬的是尊崇周天子的地位，遵守西周的礼法，抑制诸侯卿大夫的势力，动不动就拿出一套周礼来说教，这显然已经对安史之乱后的唐朝政治不起作用了。因为安史之乱前的唐朝，不正是一个文质彬彬的礼仪社会吗？一场战乱，闹得君不君、臣不臣，文质彬彬的周礼不是破产了吗？所以新经学运动的发起者们很巧妙地从《春秋》中另找依据，说孔子十分崇尚和赞扬虞夏以忠立教，使人们回归到原始的敦朴，对此大加宣扬，形成一套新的理论体系。这就不难看出，新经学运动的目的，是在极力维护唐朝的统一，反对藩镇势力的割据的。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新经学运动者们既然制造了一套崇尚忠厚敦朴、贬抑文饰虚矫的理论，就要在实践中把它贯彻下去，这种实践，主要表现为利用周礼的躯壳，来抑制跋扈的权臣和藩镇将领。具体的例子，有陆质关于周公、孔子配享问题的议论。
唐初，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立庙祭祀，并不断增加古之名臣良将配享，其现实的政治意义是以古鉴今、维护唐王朝的最高统治，但同时，也提高了名臣武将的地位。开元时，又为姜子牙立太公庙，以张良配享，定时祭祀。此后，又谥孔子为文宣王，尚父为武成王，对姜子牙的祭祀典礼与孔夫子等同，并不断增加古代名将配享，更进一步抬高了武将的地位。这种祭祀典礼的滥设，自然引起朝中的争议。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兵部侍郎李纾请革除对姜子牙的祭祀，时任刑部员外郎的陆质乘机发表议论，支持李纾的请求。他说，武成王是殷朝的臣僚，理应忠实于殷朝。然而，他看到殷纣王暴虐却不去谏止，而是伙同西周一起倾覆殷朝。学道者必定师其人，对姜子牙给予如此隆重的祭祀，那让“天下之人入是庙、登是堂、稽其人、思其道，则立节死义之士，安所奋乎”[21]？那不是要人们公开地去学他背叛本朝、倾覆本朝的行为吗？当时，尽管因为朝廷兵革未靖不敢触怒武人，因而不敢彻底取消对姜子牙的祭祀，但陆质这番强烈针对现实的议论却也可说是对那些骄兵悍将的有力一击。
新经学运动力图重振纲纪，将安史之乱后唐朝的分崩离析的局面改变过来，但藩镇已是尾大不掉，朝廷又财力困乏，缺乏远图，不得不听任这种局面继续维持下去，新经学运动者所发出的呐喊更是无力回天了。五代分裂割据的局面形成，他们的理论就更受到排斥了。五代修的《旧唐书》，不仅不为这些新经学运动者列传，使人们几乎不知道唐代曾有过这样一次思想运动，而且还指斥其为儒学异教，要人们防止这种邪教的侵入。即使到了宋代，他们的新经学理论仍然没有为社会所接受。《新唐书》在评论新经学时，说《春秋》三传，虽各有四舛，还是本之于经，其得失还是相半，不敢改动经义。可“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黜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臆私决”，实在是“穿凿诡辩，诟前人，舍成说，而自为纷纷”[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