啖助，字叔佐，赵州（今河北赵县）人，后徙居关中，天宝末年，曾做过县尉、主簿等小官，任满后，便屏人家居，专门研究《春秋》三传，用10年时间，著成《春秋集传》。《新唐书·儒学传》说他“淹该经术”、“善为《春秋》”。因为《春秋左传》是以鲁史解经，对经外之意的阐释比不上《公羊传》和《谷梁传》，故啖助解经亦主公羊、谷梁，而不喜《左传》。按照他的解释，孔子修《春秋》的本意，不是要回复到西周盛世，而是主张用夏代的忠诚质朴。《新唐书》说，他认为“夏政，忠，忠之敝野；商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僿。救敝莫若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设教于本，其敝且末；设教于末，敝将奈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而用之。周公没，莫知所以改，故其敝甚于二代”。这意思是说，夏代以忠厚质朴立教，其弊病是未免还带有人类的原始性；商代承袭夏代，为改变社会的原始性，以敬神祀鬼立教，不免发展到以鬼神主宰社会；周代承袭商代，在敬神祀鬼的基础上，以礼义仁爱设教，对社会加以文饰，结果导致了人们的不忠实，甚至虚诈。社会到了这个诈伪相侵的地步，那就难以救药了。所以周代的后期就远不如夏商了。
这一论断，显然离开《春秋》经义十万八千里了。然而，他还振振有词地说，孔子就对三代的治道感慨地说过：“虞夏之道，寡怨于民。商周之道，不胜其敝。”“后代虽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由此，啖助进一步推论说：“《春秋》以权辅用，以诚断礼，而以忠道原情云。不拘空名，不尚狷介，从宜救乱，因时黜陟。……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为本，不壹守周典明矣。”[19]这一套理论，到底是孔子的《春秋》，还是啖助本人的《春秋》，人们一看就明白了。
啖助的弟子赵匡、赵匡的弟子陆质，在啖助死后又集录他生前拟定的《春秋》例统，取名为《春秋集注纂例》，进一步发挥啖助的思想，掀起了一场以意说经、借经发挥的新思想运动。到唐代宗大历年间，这场新思想运动达到了**。一时间，“助、匡、质以《春秋》，施士匄以《诗》，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茝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而士匄、子陵最卓著”[20]。
任何一种学术思想的兴起，都不是空穴来风，都有一定的条件和背景。啖、赵新经学运动的兴起，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前面提到过的魏晋以来以意说经的继续和发展，二是唐朝中后期的政治形势的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