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说》除了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上述三方面的思想之外，还有一些关于宇宙、人生问题的看法，更多地则是在评品人物、谈论儒家的处世哲学，在字里行间，留有魏晋士人的遗风。《中说》在中唐的出现，既是时代与社会的呼唤，同时也对儒学正统地位的恢复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它在中唐以后引起士人的注视是很自然的。
二、啖、赵新经学运动
王通生于隋朝，尽管他终生不懈地传播儒学之道，培养了众多弟子，但他的弟子们多数在唐朝做了官，没有继续他的事业，而且从《中说》来看，他也是希望弟子们以儒术为宗，经邦治世，并不见得要他们去做经学家。所以，到唐朝建立，王通的学说几至湮没无闻了，代之而起的，是官方的儒学。
唐朝建立，又开创了一个统一的王朝。作为一个空前大一统的王朝，自然要有一个统一的政治思想，这样，儒学的整理和阐释就被提上了日程。
汉魏以来，儒学经典由《诗》、《书》、《易》、《春秋》逐步扩展到《春秋》三传、三《礼》，并经过经学家的解释，都带上了鲜明的时代色彩。唐朝的统治不会完全因袭前代，因而也就不会全部接收这些解释而不加以修改。唐初，在审定和确立汉以来儒学经典的基础上，开始了对这些典籍的整理和阐释。确定以汉代毛苌所传《诗经》、孔安国所注古文《尚书》、郑玄所注三《礼》、魏王弼所注《周易》、晋杜预所注《春秋左传》以及《公羊传》、《谷梁传》为五经，以大儒颜师古、孔颖达等人考定讹误，加以义疏，综成170卷，名为《五经正义》，传习天下。
《五经正义》的目标基本上是对唐以前的各种注释加以辨证，以恢复儒学经典的原本含义。用孔颖达的话说，就是“览古人之传记，质近代之异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繁而增其简”[18]，基本上恪守章句的训释，阐发儒学的原意，对五经作了一次较为全面系统的整理，也可以说是对汉魏以来儒学研究的一次总结。
唐代以科举取士，虽然有经学的考试，但主要还是注重士人的诗文，而且，儒学经典注释的繁琐，又使士人至皓首难穷一经，这样，就阻滞了《五经正义》的广泛流传。在其修成后的几十年内，可以说只是统治者的门面装点而已，并没有引起士人们的注重。但是，作为统治者是不能失去这个门面的，所以到了唐文宗开成年间，又将《五经正义》略作校释，刊刻勒石，名为《开成石经》。至此，唐代对五经的整理就算完成。
经过唐初对五经的整理和开成年间的刊刻勒石，五经的基本思想和对它的解释就确定下来，为儒学的发展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础。
从《五经正义》的撰修到《开成石经》的刊刻，整个儒学思想领域似乎是平静的。但自魏晋以来，经学家们实际就已经分为章句派和义理派，到了唐朝，这种分化仍在进行。一部分人不满足于死守经学的章句和注疏，力图从经典中寻求新意，借助经意，阐发自己的思想。这样，就在中唐时期，出现了以啖助和他的高足赵匡、陆质为首的新经学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