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关于命与性、理的思想。
《中说》在谈论“仁政”、“中道”的同时，也经常谈到“命”与“性”、“理”的问题，把“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作为儒学圣人的标准来看待，王通还自命为“乐天知命”、“穷理尽性”，与周公相齐而“无忧”、“无疑”。
那么，《中说》所说的“命”、“性”、“理”到底指的是什么？三者的关系又如何呢？
关于“命”，《中说》在一段师徒对话中讲得倒是比较清楚，在《问易篇》中，薛收问什么是命，王通回答说：“稽之于天，合之于人，谓其有定于此而应于彼，吉凶曲直无所逃乎。非君子，孰能知而畏之乎？非圣人，孰能至之哉！”对于这段话，阮逸的注释是这样的：“天时人事稽合曰命。此，人事也；彼，天时也。知人而不知天，与知天而不知人，皆非知命也。故君子修性以合天理，所以定命矣。”按照这个注释，所谓命，就是天时与人事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结果。如果把天时看作客观，人事看作主观，那么，主客观之间，也即此与彼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结合，便是命了。这样一来，倒是颇符合唯物辩证法主客观既相矛盾又相适应的法则了。仔细品味王通的原意，其实并非如此。所谓“命”，实际上还是指的天命，“稽之于天合之于人”，主要还在于“稽天”，如果不了解上天的安排，也就是不知天意，又何能知命呢？又怎能使之合于人呢？服从天意，不逆天意而动，这才是知命。“有定于此而应于彼”，人事是有定的，是可知的，但天意是不可测的，人事与天意的应与不应，只有天知道了，所以，归根结底，天就是命，命即天。用王通的话说，也许更明确一点，“命之立也，其称人事乎，故君子畏之。无远近高深而不应也，无洪纤曲直而不当也，故归之于天”[15]。
关于“性”与“理”，《中说》没有作具体解释，只说“性”为“五常之本”[16]，也就是仁、义、礼、智、信的本源，即人的本性。所以，阮逸的注释说：“本谓善也。”人性原本是善良的，故而仁、义、礼、智、信都源于这善良的本性。本性受到外界的刺激，就会产生情欲，情欲往往是与善良的本性相矛盾的，所以，要成为至仁至义的圣人，就要不断地正性，达到以性制情的境界。至于“理”，也就是儒家一贯讲的天理。这个“理”，有时也朦胧地透露出一些客观事物的规律和法则，但主要的还是指上天那不可抗拒的意志。
“命”与“性”、“理”三者的关系，《中说》中没有明确地论述，不过，通过其对“命”、“性”、“理”三者内涵的阐释，使我们了解到，这三者之间，命是上天的，性是属于人事的，而理则是沟通二者之间的一种方法。上天对人事起着主宰的作用，因而命与性之间就是主从关系。上天是主善的，因而人性就来源于这个善，背离了这个善，那就是违天逆命，就要受到惩罚。而要想沟通性与命之间的关系，求得二者的一致，则须用“理”，即用一种神秘的方法去探究，这样，就构成了三者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
命、性、理三者既然有如此不可分割的联系，那么，“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就成为一个探究天理、归复本性的实践过程。而这个实践的目的，是要达到性命相同，天人合一，最终达到无所不能的圣人的境界。《中说》对儒家崇奉的圣人周公有这样一段评论，说他对于天地鬼神之事虽然敬而远之，但并非束之高阁，而是将其“置诸心”，“心者，非他也，穷理者也，故悉本于天”。也就是仔细地探究天理，探究命之所在。在这个前提下，“近则求诸己也，己者，非他也，尽性者也”[17]。只有懂得天理所在，才能以天理制人性，达到圣。周公无疑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榜样，成为圣人就需通过这个实践。然而，天命如何去探究呢？《中说》教给人们的，仍然是一种高深莫测的“祭礼”，这就在不可知论中又深陷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