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中道”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所以《中说》认为，先圣所以制礼作乐，都是为了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使之合于“中”。“《书》以辨事，《诗》以正性，《礼》以制行，《乐》以和德，《春秋》《元经》以举往，《易》以知来，先王之蕴尽矣。”只要循着先王所制定的这些规范行事，那就可以达到“中”，可以成为有道君子。
在“中”的原理指导下，《中说》处处在教导人们行之“适中”。《中说》按照人们各自所处地位的不同，提出了与之相应的中道。他认为，人世中，处于最高地位的是帝王，而帝王的命令，也就是唐代所称的“制”，具有最高的权威，而这个权威就体现在“中”字上。“帝者之制，恢恢乎其无所不容，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其上湛然，其下恬然。天下之危与天下安之，天下之失与天下正之，千变万化，吾常守中焉，其卓然不可动乎，其感而无不通乎。此之谓帝制矣。”这就是说，所谓“帝制”，就是用以权衡天下的，不可使之失去平衡，如果这个“制”失去平衡，不能“守中”，天下就会大乱，“纷纷无主”了。像汉文帝废肉刑，他的皇后衣弋绨，一则害于义，一则伤于礼，都不符合中道，只是汉文帝这样的英主可以实行，“不可格于后”，不能作为一种典范格制后代的帝王。
为了保持“帝制”不失“中”，就要有谏议。“议，尽天下之心乎。”只有“议”，才能“并天下之谋，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才能“取泰于否，易昏以明”，“恭己南面而已”[10]。这也就告诉人们，作为帝王，必须以天下之心为心，才可称为“守中”，逆天下之心就是失中，守中就可为尧舜，失中则为桀纣。
帝王而下，是辅佐明王圣帝的圣贤。这些圣哲贤人中，道德最高尚的莫过于周公，周公之道所以不可废，就因为它能够在迂回曲折中取中，在独自专断中取其公恕，也就是所谓“曲而当，私而恕。”并且能够随时变通，不偏执一隅，“亹亹焉若寒暑进退，物莫不从之而不知其由也”[11]。正是在不断变通中取中，才使得天下自然而然地得到治理。辅佐帝王的圣人贤哲，就要懂得周公之道，实行周公之道，才能使天下达到治化。
从这个变通的观点出发，《中说》认为，所谓诸子百家九流，以及释、道、儒三教，都是关于治化的理论，都各有其长处和弊病，关键在将它们变通而归于一，即归于儒教，那就能够真正发挥其辅治的作用。《中说》称赞司马谈善于辨析九流，“知其不可废而各有其弊也”，假若真正能像司马谈那样知其九流的作用与利弊，从而通融达变，那就可以达到周公之道了。同时，也称赞王通先祖所撰的《洪范谠议》，说读了它，就知道“三教于是乎可一矣”[12]。因为三教变通，也是可以归宗于儒的。《中说》感慨其时已经没有“圆机之士”、“皇极之主”与之共言九流、共叙九畴，行周公之道的人已经难以出现了。因此，世道凌夷，就不可避免，只有等待时机，使之复正了。
除了帝王、圣哲，对于一般人，《中说》更注重教导他们处中而不偏，诸如教育王通的弟子们“清而无介，直而无执，太和为之表，至心为之内，行之以恭，守之以道”[13]，“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谨，未若不行而谨”[14]，等等，不仅从多方面把儒学的“中庸之道”加以发挥，而且把老子的无为思想也深深地融入了“中”的思想中。
天地运行、万物变化既然有一定的规律，要适时而动，不断变通才能适应这种规律，达到“守中”，那么，何以了解天地运行、万物变化的时序呢？在认识论上，《中说》没有提出新的见解，仍然在神秘论的圈子里转悠，把了解和认识天地万物的变化归结为“祀天、祭地、享祖宗”，说这是“接三才之奥”的唯一道路，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神秘的不可知论，从而也使这一套“中”的说教成为空谈。这是时代造成的局限，也是王通本身思想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