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孔夫子的王道、仁政是以唐虞为准绳，更多地含有自己的理想，那么，王通则比较现实，他的王道之治的现实社会是两汉。因为到了王通所处这个时代，再去追踪唐尧虞舜之足迹，未免渺不可涉。他盛赞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汉昭帝及后汉光武帝、明帝、章帝所谓“七制之主”的治道，说那个时候“以仁义公恕统天下乎！其役简，其刑清，君子乐其道，小人怀其主，四百年间，天下无二志，有以结人心乎。终之以礼乐，三王之举也”[7]。但是，与孔子向往的唐尧虞舜相比，王通觉得两汉毕竟还有点逊色，所以当他的弟子薛收问他两汉的帝制是否出于王道时，他回答说：“不能出也。后之帝者非昔之帝也，其杂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迹谲，”比不上三代的纯懿。所以，他们只配称王，而配不上称帝。说明王通所讲的王道、仁政的标准已经不能是圣贤在上，天下皆君子了，而只要是“仁义公恕”处天下，以礼乐刑罚治天下，那就是王道、仁政了。因为两汉以后长期的分裂混战，恢复这样的局面也是困难的。他称赞为恢复统一的、政治清平的局面而做出过努力的前秦、后魏，以及王猛、诸葛亮、后魏孝文帝等人，说他们应天顺命，安国济民，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中说》强调国家的统一和安宁，认为统一和安宁是实行仁政的基础，这无疑是合理的。但对于在统一的情况下，如何实行统一的政治，却是迷惑的。他仍然把统一国度内诸侯分封的制度作为完美的制度加以提倡，而否定郡县制度。他说“宗周列国八百余年，皇汉杂建四百余载，魏晋已降，灭亡不暇”，他不懂郡县制到底有什么好处，并进一步申述理由说：“尧舜三载考绩，仲尼三年有成”，现在的牧守“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也”。像这样“无定主而责之以忠，无定民责之以化，虽曰能之，末由也已”。他把东汉以后长期的分裂混战归结到郡县制的实行上，显然是缺乏历史眼光的。所以，尽管他反复地宣扬王道、仁政，但最终还是把王道、仁政寄托在一种过时的制度上，这就不能不使他的主张落空。
其二，关于“中”的思想。“中”的思想是贯穿于《中说》的一条线索，也是《中说》最主要的哲学思想，《中说》所以以“中”名篇，其意义也就在这里。
儒家的“中庸之道”，亦即王通“中”的思想，既是对客观事物运行规律的概括，也是人们处理各种关系的准则。在儒学家看来，天地万物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处于一种平衡发展状态的，这种平衡状态就是“中”，失去了平衡，走到极端，事物就会向相反方向发展。因此，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就应尽可能地把握住这个“中庸之道”，而不要失去平衡。在《中说》中，也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构筑了一个“中”的哲学理论。
《中说》首先把万事万物的运行分为天道、地道、人道，合称为三极，亦称为三才。天地与人三者，人居天地之中，受到天地的制约，而天圆地方，“圆者动，方者静”，是天地运行的规律，人必须适应和顺从这个动静的规律，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智者乐其存物之所为，仁者寿其忘我之所为”[8]，顺应自然，忘记自我，就是“中”，就是智者、寿者。如果违背了这个动与静的规律，那就要受到惩罚。
因为天主动，地主静，动与静之间，又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变化，所以，人们就应当“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以建人极”，那就可以与万物共生息了。“渺然小乎，所以属于人；旷然大乎，独能成其天。”[9]一个人一旦能随天地万物的变化而变化，那就是得到了“天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