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了魏晋以来的纷争乱离局面，隋唐大一统开始重新创建，儒学又恢复了正统地位，得到总结、发展，呈现出承上启下的新特点。
唐太宗以崇儒重道为本，他即位不久，便以大儒颜师古考定五经原本，孔颖达及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分别定名为《五经定本》和《五经正义》，颁令天下诸生习读。《五经定本》和《五经正义》的颁布，结束了汉魏以来关于经文、经义的今古文之争，总结了经典章句的疏证和经义阐释的成就，从而将五经经义与阐释重新统一，不仅给唐代的儒学，而且也给整个封建社会中后期儒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整个唐代，思想领域内儒、佛、道三教的斗争仍然没有止息，然而，三教在斗争中互相吸收和融汇的趋势也是明显的。隋朝大儒王通的弟子及家人，整理汇集王通生前言论，取名《中说》，间接参与了这些思想斗争。“安史之乱”、军阀混战、藩镇割据的政治风云，再次掀起思想领域内的波澜，促成了新经学运动和维护儒学正统地位活动的兴起。以啖助、赵匡为代表的新经学运动，是从儒学本身寻找理论依据，发挥了反对藩镇割据、维护中央集权的思想。而以韩愈、李翱为代表的卫道实践活动，则是从反对佛老出世无为，破坏封建秩序出发，宣扬儒学的性命、道统论，从而维护封建统治的。
新经学运动和韩、李的卫道活动，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取得实际效果，但新经学运动者们对经义的主观发挥，韩、李及《中说》提出的性、道、命、理等一系列哲学命题，都为宋代儒学的理学化开辟了道路。
一、王通和他的《中说》
自儒学被官方把持，成为统治学说以后，民间儒学的传播就逐渐衰微，只是士大夫们为升官进阶，还须背诵儒教的一些章句，而其精髓义理逐渐被淡化了。这种情况，持续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到了隋朝统一后，一些人开始重新用儒学的义理审视以往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为现实寻找出路，于是，民间儒学的传播又开始活跃起来。在隋朝统一以后，在民间传播儒学的代表人物是王通。
王通，字仲淹，河东龙门（今万荣县）人，生于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年），卒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卒后，门人私谥为文中子，故亦以谥号称。据其门人杜淹所撰《文中子世家》称，其先世本为祁（今山西祁县）人，曾随晋室东渡，居于江左，至其五世祖仕魏，始居于河东。世代在朝为官，家传儒学，并以《春秋》、《周易》等典籍教训乡里，有儒门之称。王通生于隋朝，一生只做过短期的蜀郡司户书佐，以阐述儒教，教授生徒为业，著述过《礼论》、《乐论》、《续书》、《续诗》、《元经》等著作，但因“遭时丧乱，并未及行”，留至现在的，就只有一部叙述历史的《元经》了。
《中说》10卷，是王通去世后，他的门人集录他阐述儒教的言论而成的。他的门人将他比作孔子，以《中说》比作《论语》，说他“建义明道，垂则立训”[1]，功盖千古。但后人并不这样看。宋以后，因为书中述及的某些史实的错乱，有人曾怀疑其为伪作；也有人贬其为家书，说它虚相夸饰，未足为训。经过长期的辨正，到清代修撰《四库全书》时，基本上肯定了《中说》为王通遗言的集录，其主旨“不甚悖于理”，将它列入儒家类，且收入了《四库全书》。
现存《中说》10卷，为宋代阮逸的注本，分为《王道篇》、《天地篇》、《事君篇》、《周公篇》、《问易篇》、《礼乐篇》、《述史篇》、《魏相篇》、《立命篇》、《关郎篇》。这10篇，从内容上看，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而往往互相穿插，所以，可以大致综合其主要的思想观点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关于“道”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