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罗隐的反君主专制思想
晚唐朝政腐败，这使一些有识之士对封建王朝的弊病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从而对现实社会进行较深刻地剖析和批判，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是罗隐。
罗隐（833—909年），本名横，字昭谏，自号江东生，新城（今浙江富阳）人，《旧五代史》本传称其“诗名于天下，尤长于咏史，然多所讥讽，以故不中第”。遂改名隐，后因战乱返归乡里，在杭州镇海节度使钱镠属下为幕僚。钱镠为吴越王后，又任著作郎、转运使、给事中等职。著作甚丰，现存有《罗昭谏集》8卷，《甲乙集》10卷，《谗书》5卷。罗隐的反君主专制思想主要表现在《谗书》中。
《谗书》之“谗”，是坏话的意思，对此罗隐在《谗书》自序中说：
丁亥年（咸通八年，867年），春正月，取其所为书诋之曰：他人用是以为荣，而予用是以为辱；他人用是以富贵，而予用是以困穷。苟如是，予之书乃自谗耳，目为《谗书》。
他在《谗书》重序中，还进一步阐明了编撰此书的目的：
盖君子有其位，则执大柄以定是非；无其位，则著和节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自杨、孟以下，何必以名为？
罗隐这样一再毫无隐讳地抒写自己的观点，反映了他耿直不屈的性格，这种性格是他在《谗书》中反君主专制思想的基础。
据传统的说法，唐尧的儿子丹朱不肖（品行不好），故传位给虞舜，虞舜的儿子商均也不肖，故舜又传给禹。罗隐在《谗书·丹、商非不肖》篇中认为“陶虞之理，大无不周，幽无不照，远如不被，苟不能肖其子，而天下可以肖乎？自家而国者，又如是乎？盖陶虞欲推大器于公共，故先以不肖之名废之，然后俾家不自我而家，而子不自我而子，不在丹、商之肖与不肖矣”。罗隐的论证并不精密，他也不是在推考历史，更不是为丹朱、商均鸣冤，而是借以说明，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而不是帝王一家之天下，君位的世袭也不是从来就有的，与古代圣君“推大器于公共”的做法是大相径庭的。
罗隐在《英雄之言》中认为：强盗“视玉帛而取者，则曰：‘牵于寒饥’”；“英雄”“视国家而取者，则曰：‘救彼涂炭’”。强盗声称救饥寒，用不着评论，值得评论的倒是那些英雄之言。那些英雄既然说要救百姓于“涂炭”，那么就“宜以百姓为心”。但实际上这些英雄所考虑的是一己之私利。刘邦见到秦始皇富丽壮观的宫殿，则说：“居且如是”；项羽见到秦始皇出游的盛况，则说我“可取而代”。这说明他们的救百姓于“涂炭”，不过是满足自己私利的幌子而已。君王夺取天下，与强盗劫掠财物的本质是一样的。
罗隐在《汉武山呼》中还认为“左右之谀佞者”、“穷游极观者”、“发于感悟者”，其“三者有一于是，则为国之大蠹”。他举例说：汉武帝继位时，国家富庶，他“听左右之说，穷游观之靡，乃东封焉”，目的是“祈其身”。上之所好，下必逢迎，“由是万岁之声发于感悟”（据说，汉武帝登中岳太室之山时，随从官员声言在山下听到山在呼喊“万岁”）。之后，汉武帝更加意满志得，好大喜功，“然后逾辽越海，劳师弊俗，以至于百姓困穷者，东山万岁之声也”。因此，罗隐指出：“是以东封之呼不得以为祥，而为英主之不幸。”
晚唐时期君主专制的弊病日益显露，罗隐抨击专制弊病虽为正统的士大夫们所不满，但却很受下层人们的欢迎，以致“率成谩作，顷刻相传”、“齐东野人，猥巷小子，语及讥诮，必以隐为称首”[32]。可见罗隐的思想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
罗隐还著《两同书》10篇，分别论述10对矛盾范畴，即《贵贱》、《强弱》、《损益》、《敬慢》、《厚薄》、《理乱》、《得失》、《真伪》、《同异》、《爱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