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观念认为君主是人世间的主宰，而天是宇宙间的主宰，比君主还高一等。君主可以无法，但不可以无天。这种观念将天神秘化、权威化，人们对天只能敬畏，不能藐视，更不能亵渎，也就谈不上把天同大自然中的其他现象一样，加以考察研究了。而佛教则认为天和人同属于六凡，都处在迁流不息的轮回之中，只有修持佛道，超凡入圣，达到涅槃境地，才能摆脱轮回之苦。天的地位远在佛、菩萨之下。人可以成佛，天若不成佛的话，地位也就在成佛的人之下。这一说法解除了天的权威和神秘感，也才有可能把天置于被考察、被研究的地位。柳宗元、刘禹锡对天的唯物主义研究，应该说是在佛教这些说法的前提下进行的。”[29]
四、皮日休的无神论与《无能子》的自然观
晚唐时期，官吏腐败，强藩横行，战争频仍，人民大众困苦不堪，这时，产生了关心时局、同情人民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皮日休和能反映现实的唯物主义著作《无能子》。
皮日休，字袭美，又字逸少，自号鹿门子、间气布衣、醉吟先生、醉士等，襄阳（今湖北襄阳市）人，咸通八年中进士，曾任著作佐郎、太常博士、毗陵副使等职。后又参加黄巢起义军，任大齐政权翰林学士，黄巢兵败，下落不明。工诗，多揭发统治阶级的腐朽和反映人民疾苦之作，又擅长小品文，借古讽今，简短犀利。中进士前自编诗文集《皮子文薮》10卷，这也是他遗留于世的最重要著述。
皮日休在《皮子文薮》序文中讲到他的为文宗旨是：“上剥远非，下补近失，非空言也。”在《正乐府》诗序中又强调乐府诗的功用在于反映“国之利病，民之休戚”。“诗之美也，闻者足以观乎功；诗之刺也，闻之足以戒乎政。”这些都是说，他的诗文是指陈时弊反映现实的。他的《三羞诗》、《贪官怨》、《橡娼叹》、《哀陇民》等，都反映了当时官贪民怨，战乱、灾害不休的情景。如在《贪官怨》中写到官吏的腐败情景曰：“素来不知书，岂能精吏理。大者皆尉史。愚者若混沌，毒者如雄虺。伤哉尧舜民，肉袒受鞭笞。”他在《三羞诗》之三写到当时饥民逃荒的悲惨场景曰：“天子丙戌岁，淮右民多饥。就中颍之汭，转徙何累累。夫妇相顾亡，弃却抱中儿。兄弟各自散，出门如大痴。……荒村墓鸟树，空屋野花篱。儿童啮草根，倚桑空羸羸。斑白死路旁，枕土皆离离。”血淋淋的现实，使他看透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他在《鹿门隐书》中，用精粹的短句，通过古今对比，尖锐地指出了当时社会的黑白颠倒现象：
古之隐也志在其中，今之隐也爵在其中。
吏不与奸罔期，而奸罔自至。
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
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为己累，故己忧之；今之官人也，以己为天下累，故人忧之。
这些见解反映了他对当时社会黑暗的深刻认识，基于这种认识，他产生了民本思想和反暴君思想。他在《读司马法》中指出：“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唐虞尚仁，天下之民从而帝之，不日取天下以民心者乎？”而后之“取天下以民命”，如“汉魏尚权，驱赤子于利刃之下，争寸土于百战之内，由士为诸侯，由诸侯为天子，非兵不能威，非战不能服”。也就是说后世的君王取得天下，不是靠赢得民心，而是靠残害民众得来的。因此，他在《原谤》中进一步指出：“后之王天下者，有不为尧舜之行者，则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为甚矣。”也就是说，后世的君主，既然不是靠行仁义得来的，又不行仁义之事，民众把他赶下台，也是理所当然的。皮日休在《心箴》一文中还认为，“君为秽壤，臣为贼尘”。也就是暴君是天下一切坏事的总根子。这些认识，正是他能以朝廷命官身份加入黄巢起义军的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