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以客人首先发问引出论题曰：“天道玄微，神理幽化，圣人所以法象，众庶由其运行。”“从之者则兵强国富，违之者则将弱朝危。”“先生亦尝闻之乎？”卢藏用以主人回答的表达方式，引前人经典中“国之将兴，听于人；将亡，听于神”、“祸福无门，唯人所召，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之语，明确表示“得丧兴亡，并关人事；吉凶悔吝，无涉天时”。然后强调了人事的作用：“古之为政者，刑狱不滥则人寿，赋敛蠲省则人富，法令有常则国静，赏罚得中则兵强。所以礼者士之所归，赏者士之所死，礼赏不倦，则士争先。苟违此途，虽卜时行刑，择日出令，必无成功矣。”又证以史实说：“太公犯雨，逆天时也，韩信背水，乖地利也，并存人事，俱成大业。”又说：“金鸡玉鹤，方为楚国之殃；《万毕》、《枕中》，适构淮南之祸。”在天人关系上，卢藏用鲜明地坚持了重人事的观点，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天道的作用，有着“天道所以从人”的观点，认为天也有意志，辅助有德的人，灾降不善的人。而当“客”听了“主人”的宏论要“焚蓍龟，毁律历，废六合，斥五行，浩然清虑”时，卢藏用又以“主人”的身份阐述自己的观点说：“此所谓过犹不及也。夫甲子所以配日月，律历所以通岁时，金木所以备法象，蓍龟所以筮吉凶。圣人以此神明德行，辅助谋猷，存之则协赞成功，执之则凝滞于物。”
卢藏用还不能以科学知识，解释“天”等自然现象，完全否定龟卜的作用，所以也不能彻底地坚持唯物主义观点。
李筌，生卒年代不详，仕于开元、天宝时期，曾任左羽林兵曹参军、翰林学士等职，现存文仅《大唐博陵郡北岳恒山封安天王铭并序》一篇，反映了他的天人观思想。
五岳，历来被统治阶级所尊崇，李筌在文中对五岳之一的恒山威灵作了描述：“恒之灵，藏往知来，威远惧近”，并肯定了神的存在和作用：“阴阳不测之谓神，神聪明正直，害盈福谦，裨我淳黎。荒扎不勃，拯膏雨，佐秋成。”但历代统治者因敬畏于五岳的神圣而未敢加封，然玄宗则“王五岳而公四渎”，把五岳四渎置于自己的封赏之列，对此，李筌极力进行了赞誉：“昔省方展礼于虞帝，敬鬼尚祀于殷人，未有加望秩之荣，锡封崇之号，斯盖我皇之能事也。”李筌虽然没有触动天，否定天命，也没有否定神和神的作用，但与前代统治阶级比较起来，已经突出了人的作用。
卢藏用和李筌的观点都触犯了儒家视为神圣的“天”，这与当时佛教藐视“天”的说教有一定的关系，对此，后于他们的柳宗元和刘禹锡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些。
三、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观”
柳宗元和刘禹锡不仅是政治家、诗人和文学家，而且也是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
柳宗元的唯物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对天人关系的探讨上。柳宗元的《天说》一文，是针对韩愈唯心主义天人感应说所作的批判。韩愈认为天有意志，能赏罚，柳宗元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是虽大，无异果蓏、痈痔、草木也。”“天地，大果蓏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其焉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其仁者，愈大谬矣。”也就是说天和人事是互相不干涉和没关系的。
战国后期，楚国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著《天问》一诗，对宇宙、自然、历史和神话传说诸问题，提出了疑问，柳宗元著《天对》加以解答，主要对宇宙的构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对宇宙的无限性有所认识。
关于宇宙的构成，柳宗元认为：“庞昧革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这就是说，宇宙是由混沌的、庞大的、没有意志的、运动着的元气构成的。他还进一步认为：元气是天和阴阳二气的基础，“合焉者三，一（元气）以统同，吁炎吹冷，交错而动”，从而形成了千变万化的物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