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贱》篇，罗隐认为，人与人之间的贵贱差别是自然的，但地位上的贵与贱，不等于人与人之间的贵与贱，比如“殷纣居九五之位，孔丘则鲁国之逐臣也；齐景有千驷之饶，伯夷则首阳之饿士也。此非不尊卑道阻，飞伏理殊。然而百代人君，竞慕丘、夷之义；三尺童子，羞闻纣、景之名”。罗隐还认为，真正评价贵与贱的标准，是视其修德与否，若修德，“不求其贵而贵自求之”；若不修德，“欲离贱而贱不离之”。贵与贱是可以转移的，其条件就是有德与无德，如舜“处于侧陋，非不微矣”，但由于有德，终于得到了尧的禅位。地位由贱而贵，相反，桀为君王，“亲御神器，非不盛矣”，但由于失德，终至放逐，地位由贵而贱。罗隐在这里形象地阐明了“贵者愈贱，贱者愈贵，求之者不得，得之者不求”的辩证关系。
《强弱》篇是讲强与弱的辩证关系的。罗隐认为，是依据对方相比较而言的，强弱存在着“上下相制”的关系，是“自然之理也”。
罗隐认为强弱的根本关系不是力而是德，他说金属是物质中最刚的，但折断后就接不上；水，是物质中最柔的，但却无法折断，“则水柔能成其刚，金刚不辍其弱也”。接着又以人为例，认为晏婴是侏儒，甘罗是童子，但智谋“可以制一国”；而狄人侨、南宫万勇壮，但却不足以全身，因此，君王应重德轻力，“唯慈、唯仁”，否则，不免“社稷为墟，宗庙无主，永为后代所笑”。
《损益》之“损”，为减少蒙受害处，“益”为增加得到好处。
罗隐认为“损益”对君王尤为重要，“益，莫大于主俭；损，莫大于君奢”。圣君节俭，即“薄赋敛，省徭役”，那么就“天下欢娱，各悦其生矣”。而暴君“厚赋敛，烦徭役”，那就使“天下困穷，不畏其死矣”，这样百姓就会作乱，对此，君主是应慎重考虑的。此外，君主和百姓又是相互依存的，如果社会出现祸乱，百姓“不能免涂炭之祸”，而君主也“不能逃放戮之辱”。反之，百姓富庶安宁了，君主也会得到保全。
损与益还可以向对方转化，如尧、舜损己以益物，成为“上圣”，“克保期颐之寿也”；而桀、纣益己以损物，沦为“下愚”，“自取诛逐之败也”。总之，“彼之自损者，岂非自益之道欤！此之自益者，岂非自损之道欤！损益之道，固亦明矣。”
《同异》篇探讨一般与特殊、现象与本质等问题。
首先，罗隐认为同与异，不仅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且还存在着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如“父子兄弟，非不亲矣，其心未必同；君臣朋友，非不疏矣，其心未必异”。又如烟和灰同出而分途，这是同中有异；胶漆分别形成，放在一起则无法区分，这是异中有同。
其次，大千世界是丰富而复杂的，同异的表现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对客观的同异现象，要“徐视而审听，高居而远望也”。并根据不同情势决定自己或同或异的对策。
最后，罗隐把自己的观点归结到治理国家上，主要表现在两点上：其一，“同而同之”，即变异为同，把不属于自己的人才引为己用；其二，“异而异之”，即能够认识到亲近人中有异心者，并能断然除掉。也就是要正确识别忠奸，不被假象所迷惑，对君王来说，“同异之际，不可失其微妙也”。
以上是罗隐《两同书》中一些主要辩证观点。辩证的观点，早在先秦时期，老子已经作过阐述。唐代佛教发达，佛教中有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对当时社会产生着较大的影响。罗隐的辩证法思想是对这些辩证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唐末皇室衰微，政局动**，罗隐用辩证的思想去解释社会问题，又多是针对君主讲的，这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