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佛、道等宗教兴盛，儒家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与此同时，朴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在与佛、道及儒家唯心主义斗争和相互渗透中也得到了发展；又由于唐后期以来政局动**，人民生活困苦，也使一些唯物主义思想家对封建专制有了深刻的认识，从而能对现实社会进行较为深刻的剖析和批判。
一、吕才、李华的反世俗迷信思想
神学迷信是一种落后的迷信思想，反对神学迷信，是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一个相沿已久的主题。初唐的吕才和盛唐的李华是隋唐五代时期反神学迷信的代表人物。
吕才（600-665年），博州清平（今山东聊城）人，仕唐，历任太常博士、太常丞、太子司更大夫等职，以博学多识闻名于世，通晓阴阳、方伎、舆地、历史、乐律等方面的知识。他著作甚丰，但多已散佚，现存《旧唐书》本传中的引文和《全唐文》中的《叙宅经》、《叙禄命》、《叙葬书》等遗文都是反神学迷信的。
《叙宅经》是批判建筑住宅选择方位的。按照迷信的说法，住宅建筑方位的不同，会给人带来不同的吉凶祸福。我国在商周之际已有卜宅之文，到唐代更发展到五姓之说，即人的姓氏按发声分为宫、商、角、徵、羽五类，并分别与木、火、土、金、水五行相配，以决定住宅及门户的方位。吕才在《叙宅经》中首先指出这种说法的自身矛盾，他说：“言五姓者，谓宫、商、角、徵、羽等，天下万物，悉配属之，行事吉凶，依此为法。”如果这样，姓张与姓王的属商，姓武和姓庾的属羽，这可以说是按声韵划类的，但如果以姓柳的属宫，姓赵的属角，这就与音韵无关了。而且遇到复姓，就更不容易区分类别了。其次，又指出三点：（1）五姓之说不见于经典记载，过去阴阳诸书，也没有这种说法，只是“野俗口传”而已。（2）中国远古“黄帝之时，不过姬、姜数姓”，后来，因赐姓，及“因邑因官，分枝布叶”，衍变出很多，这些是五姓之说所不能包容的。（3）按《春秋》记载，陈、卫、秦为水姓；齐、郑、宋为火姓，但这些姓“或承所出之祖，或系所属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宫、商、角、徵，共相管摄”。全文简短，分析周密，批驳有力。
《叙禄命》是驳斥算命可以推算和预言人生贵贱寿夭之说的。吕才先引前人之语称：算命者是“高人禄命以悦人心，矫言祸福以尽人财”。但因“多言或中，人乃信之”。对此，他依据史实驳斥说：“长平坑卒，未闻共犯三刑；南阳贵士，何必俱当六合。”又进一步说：“今时亦有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夭寿更异。”之后，他又列举了鲁庄公、秦始皇、汉武帝、孝文帝、宋高祖五个国君帝王的年月生辰为例，核以史实，以证其不验。如秦始皇的生辰是“岁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当背禄，法无官爵”，“为人无始有终，老而弥吉”。但史实却与这种说法正好相反，秦始皇身为皇帝，“有始无终，老更弥凶。唯建命生，法合长寿，计其崩时，不过五十”。又如汉武帝，“乙酉之岁七月七日平旦时生。亦当禄空亡下，法无官爵”，“老而方盛”。但汉武帝即位时，“年始十六，末年已后，户口减半”。此外，鲁庄公、孝文帝、宋高祖按生辰推算的禄命也与史书记载的实际禄命不符。吕才的驳斥论证非常充实。
《叙葬书》是驳斥丧葬主人富贵吉凶的。吕才引证经典认为：古代本“无吉凶之义”，而近代才有阴阳葬法，“或选年月便利，或量墓田远近，一事所失，祸及死生，巫者利其货贿，莫不擅加妨害”。但天地之间自有常理，“丧葬之吉凶”不过是妖妄之说。之后又进一步论述说：
（1）古代王、诸侯、大夫、士及庶人死后，“葬有定期，不择年月”。
（2）据葬书“己亥之日用葬最凶”，但按《春秋》记载：“此日葬者凡有二十余件。”
（3）夏、商、周丧葬“直取当代所尚，不择时之早晚”，春秋以后也“葬不择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