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尼教在中国流传的过程中，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逐步佛教化的倾向，并主张调和摩尼教和佛教、道教的关系，认为摩尼、释迦、老子三圣同一。它在唐代曾两度合法传播。一在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之前，一在天宝以后。史载：开元七年（719年）六月，“吐火罗国支汗那王帝赊，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阇”[64]，盛称其人智慧幽深，无所不知，可询问君臣事意及摩尼教法，乞为置法堂供奉传教。慕阇乃中亚摩尼教团中的高级僧侣。开元十九年（731年），摩尼教经师奉玄宗之命，于集贤院翻译《摩尼光佛教法仪略》。近代敦煌遗书中曾发现该经残卷，此经已将摩尼教的基本教义教规介绍出来；同时该教与道教互相依附，与佛教彼此渗透，形成中国摩尼教的新特点。该经有一段关于老子化摩尼的经文，云：“我乘自然光明道气，从真寂境，飞入西那玉界苏邻国中，降诞王室，示为太子。舍家入道，号末摩尼，转大法轮，说经戒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际及二宗门，教化天人，令知本际。上至明界，下及幽涂，所有众生，皆由此度。”又谓“三教混齐，同归于我”，“是名总摄一切法门”。此处老子化胡并非西晋王浮《化胡经》原文，乃唐人所增，内中混同三教，把释迦、摩尼视为一体，用道教、佛教解说摩尼教法，皆唐人观念。开元二十年，玄宗发布敕令：“末摩尼法，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但“以其西胡等既是乡法，当身自行，不须科罪”。[65]这道禁令，不准唐人信奉，但胡人则不在限制之列。
天宝以前，传摩尼教至中国者，主要是波斯、吐火罗等中亚、西亚国家；至德以后，使摩尼教在中国广泛传播者则为回鹘。摩尼教传入回鹘，应当和传入中原的时间相去不远。当唐人禁断摩尼教时，在回鹘则臣君上下，一致尊奉，成为国教。安史之乱时，唐政府曾两借回鹘兵平叛，所以唐廷亦解除禁令，准许摩尼教在内地传布。从大历三年（768年）批准在长安为回鹘建摩尼寺，名曰“大云光明寺”[66]，到大历六年（771年），又下敕在荆、扬、洪、越等州各置大云光明寺一所，[67]至元和二年（807年）又在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三所。[68]摩尼教从京师长安扩展到今山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浙江等广大地区，成为仅次于佛教的外来大宗教。在回鹘派来唐朝的使团中，常常有许多摩尼教徒同行，如元和十二年（817年），回鹘遣摩尼8人至；[69]长庆元年（821年）五月，回鹘宰相、都督、公主、摩尼等573人，入朝迎公主；[70]唐政府曾于贞元十五年（799年）四月，以久旱令摩尼师祈雨。[71]
唐武宗时，回鹘汗国解体，摩尼教和景教、祆教、佛教等外来宗教同时遭到禁断，各地的摩尼教寺院被关闭，财产没收，甚至还有在京城的女摩尼72人死的情况，外国教徒送远处收管。[72]遭此打击，摩尼教由公开活动转入秘密传教。
摩尼教徒生活俭朴，不茹荤，不饮酒，死后裸葬，且提倡同教人相亲相恤，互助合作。其教义中的向黑暗斗争、争取光明的宣传，很容易为下层劳苦大众所接受，成为农民组织反抗压迫斗争的外衣。五代后梁贞明六年（920年），陈州人毋乙、董乙利用摩尼教起义，一时声势甚盛，但被镇压。[73]后来摩尼教逐渐与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相结合，成为农民运动的有力工具。[74]
四、伊斯兰教的初传
伊斯兰教由穆罕默德于公元7世纪初在阿拉伯半岛创立，至8世纪初已发展成为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世界性大宗教。该教以《古兰经》为根本经典，信奉安拉。宣扬安拉为宇宙间唯一的全知全能、无所不在的造物主和真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受命传达神意，治理人世。
公元7世纪初，穆罕默德统一阿拉伯半岛后，东灭波斯，西陷开罗，建立了势力达到中亚、南亚和北非的阿拉伯帝国，中国史书上称之为大食。穆罕默德用《古兰经》鼓励他的门徒：“为了追求知识，虽远在中国，也应该去。”从此，大食和唐王朝间的政府和民间往来非常频繁。但是在唐代，没有明确记载伊斯兰教传入的时间。学者们关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内地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史学界一般倾向于陈垣先生的见解，把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大食国派使节来长安，作为伊斯兰教正式传入中国内地的标志。[75]阿拉伯商人在中国沿海与边远地区行商并建寺做礼拜，也许要更早一些。从永徽二年到贞元十四年（791年）间，大食遣使来唐达37次之多。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等地都有为数众多的阿拉伯商人，不少人还在中国定居落户，娶妻生子，出现“五世蕃客”、“土生蕃客”，成为中国最早的穆斯林。据《资治通鉴》卷二三二载，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年），李泌检括长安胡客有田宅者达4000人之多，其中以阿拉伯和波斯客为最多。这些来华的使节、商人、旅行家、航海家便是宗教传入的媒介，伊斯兰教信仰随之进入中国内地和沿海，他们的宗教风俗受到政府和当地人们的尊重。这些胡客或蕃客往往在沿海城市相聚而居，居地称“蕃坊”，虽无史料证明他们立有礼拜寺，不过既有共同信仰，必有相应的宗教生活，又处在中国人之中，不免与中国传统信仰互相渗透。如在长安考中进士的李彦升，即大食商人的后裔。据9世纪到过印度和中国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他的《印度·中国游记》中记载，当时广州有伊斯兰教判官1人，依本教风俗管理本国人民，举行宗教仪式。这说明，随着阿拉伯人的来华，伊斯兰教也传入中国，并且唐政府似乎已设立官职管理其教。据说著名的伊斯兰教徒瓦哈伯，即曾在广州传教。
天宝十年（751年），唐朝与大食在怛罗斯发生了一次战争，唐军失败，被俘者不少。唐兵杜环被俘至大食居留十余年，归作《经行记》，对阿拉伯的伊斯兰教有真切的观察和记载，称伊斯兰教为大食法，这是中土著述中最早谈述伊斯兰教的记载。杜环在《经行记》里说：“其大食王（哈里发）号暮门……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座，为众说法。曰：‘人生甚难，天道不易，奸非劫窃，细行谩言，安己危人，欺贫虐贱，有一于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战，为敌所戮，必得生天；杀其敌人，获福无量。’率土禀化，从之如流。法唯从宽，葬唯从俭。”又说：“其大食法者，以弟子亲戚而作判典，纵有微过，不至相累。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出纳”[76]。这可以说是介绍伊斯兰教的最早报道了。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亦用其国兵，以收两都”[77]，这些大食兵士，不少就落籍中国。这种因战争的关系而带动的交往亦推动了伊斯兰教的传布。
祆教、景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等西方新宗教的传入，在更大范围内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伴随宗教而来的文化、艺术，丰富了中国当时的文化内容；同时也使盛唐文明更远地走向西方。这些宗教的传入，使中国内地居民的宗教信仰更加多元化，并且加速了多元文化的融合过程，使其逐渐渗透到传统文化和民间习俗中去。宗教的东传，也带动了丝绸之路和海上交通及国际政治交往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