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宗大中初年，兴复佛教，祆教同样也被解禁，准许在胡人中流传。宋人张邦基著《墨庄漫录》卷四提到东京开封府城有火祆祠，其庙祝姓史，自云：“家世为祝累代矣，藏家世补受之牒凡三，有曰怀恩者，其牒唐咸通三年（862年）宣武节度使令狐（绹）给；有曰温者，周显德三年（956年）端明殿学士权知开封府王（朴）所给；有曰贵者，其牒亦周显德五年（958年）枢密使权知开封府王（朴）所给。自唐以来，祆神已祀于汴矣；而其祝乃能世继其职，斯亦异矣。”从考古发掘资料也可证明祆教在晚唐仍在流行，陕西西安土门村唐咸通十五年（874年）苏谅妻马氏墓志的出土证明了这一点。据马氏墓志载，马氏及其夫苏谅均为波斯人，都是祆教徒，苏谅曾任左神策军教兵马使。志文用汉文和婆斯婆罗钵文合刻，纪年使用祆历，并用祆教善神为死者祝福。马氏死时，距波斯萨珊王朝灭亡已有二百余年，而死者仍用故国文字和历法镌刻志文，信奉其国教。可见祆教在晚唐五代的胡人中仍在流传。
二、景教的流行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由曾任君士坦丁堡主教的叙利亚人聂思脱里（Nestorias）创立。该教因反对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说而被视为异端，受到迫害，公元5世纪以后在波斯得到很大发展，并于唐初传入中国。
景教传入内地时，又称“大秦景教”或“大秦教”。大秦指罗马。随着唐初西域之路的重新打通，中西交流更加频繁。贞观九年（635年），叙利亚人阿罗本等教士经波斯来到中国长安，在唐廷受到礼遇，唐太宗派大臣房玄龄等率仪仗赴西郊迎接，准许其译经传教，贞观十二年（638年），唐太宗下诏赞扬该教：“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60]于是下令在长安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廿一人”。可知太宗并未真知该教教义，只觉得其教合于道家之旨，有利教化，故予支持。高宗时允许在各州建景教寺院，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不少教士还供职或服务于朝廷和军队。
景教寺院初建时，因其教传自波斯，故名波斯寺，相沿至玄宗天宝四载（745年）下令改称大秦寺。肃宗、代宗、德宗诸帝都尊重该教，建中二年（781年），曾于大秦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石至今仍保存在陕西省博物馆，是研究景教在内地流传的重要材料。碑文的作者景净为波斯人，它记叙了景教在唐代前期传播的情况。从碑文记载来看，该教颇受皇室及上层的礼重，如太宗优宠阿罗本；玄宗令高力士送五圣写真（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之画像）供奉于大秦寺内，诏佶和、罗含等教士于兴庆宫修功德；肃宗宠教士伊斯以贵职；代宗于圣诞日赐天香以告成功。大臣如房玄龄、魏征、尉迟恭、郭子仪等，也尊崇该教。景教受中国当时习俗及佛教的影响，多用时语传布教义，如称教士为“大德”、“僧”、“僧首”，教士亦有通佛、道、儒学者，所以其教得以受容于中国社会。但其教士及信徒多为外国人，碑文所记72个景教徒的名字，即以汉文和叙利亚文对照，所以该教流传并不很广。
武宗会昌灭佛时，景教和祆教同时被禁断，但在边远地区仍有景教活动。敦煌遗书中曾发现过几种有关景教的典籍，如《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尊经》、《大秦景教宣元本经》、《一神论》、《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等，说明景教在西北地区仍在流行。此外，阿布·赛义德《东游记》提到唐末黄巢起义军攻占广州时，杀回、景、祆教徒及阿拉伯商人12万或20万人之多，无论这一记载是否确切，但至少可以说明当时沿海一带有不少西来新宗教徒保持原来的信仰。
三、摩尼教的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