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后期致力于废除**祠巫鬼、且成绩最突出者当数著名政治家李德裕。据《旧唐书·李德裕传》说：“德裕壮年得位，锐于布政，凡旧俗之害民者，悉除革弊。”他在浙西观察使任上时，“江、岭之间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厉疾者，举室弃之而去。德裕欲变其风，择乡人之有识者，谕之以言，绳之以法，数年之间，弊风顿革。属郡祠庙，按方志前代名匠贤后则祠之，四郡之内，除**祠一千一十所”。宝历二年（826年），亳州言出圣水，饮之者治病，“数月以来，江南之人，奔走塞路。每三二十家，都雇一人取水。拟取之时，疾者断食荤血，既饮之后，又二七日蔬飧，危急之人，俟之愈病。其水斗价三贯，而取者益之他水，沿路转以市人，老疾饮之，多至危笃”。李德裕通过明察暗访，调查清楚是当地“妖僧”为了骗钱而造的谎言，所以他一面劝阻两浙、福建蜂拥北上求“圣水”的百姓，每天拦截多达三五十人，一面奏报皇帝下令当地官员填塞妖源，很快平息了这场骗局。后来，李德裕又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毁属下浮屠私庐数千，以地予农。蜀先主祠旁有猱村，其民剔发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风大变”[102]。武宗时期，李德裕出任宰相，发生了著名的“会昌法难”，这与他对**祠巫鬼祭祀之风的一贯认识与态度不无关系。
这些厉行禁止巫鬼**祠的行动，无疑都取得了积极效果，对扭转社会风气，进而移风易俗起到了良好作用。但这些举措大都如一阵风起，待风头过后，**祀依旧如仪。例如，在韦景骏“悉除**祀”的房州，到穆宗时，有人又看到那里有不知名号的庙宇，“土偶罗列，一神当座，三妇侍侧，无门榜标记，莫知谁氏”[103]。又如被狄仁杰大张旗鼓地烧毁的楚王项羽庙，大概在不久之后也悉数恢复，唐末江南僧归仁曾作《题楚王庙》诗，缅怀项羽功业可证。著名大诗人元稹，对**祠巫鬼祭祀之风也忧心忡忡，他在给友人白居易写信，告知所见江陵巫卜之盛时说：“南人染病，竞赛乌鬼。楚巫列肆，悉卖瓦卜。”[104]这说明弥久历深的**祀传统很难从根子上一举拔除。
面对这种屡禁不绝的**祠巫鬼之风，有些地方官采取了比较温和的办法，逐步引导人民摆脱旧俗。具体做法大致有如下几种：
其一，是把民间祭祀纳入官方轨道。如天宝七载（748年）五月十五日诏：“上古之君，存诸氏号，虽事存书契，而道著皇王，缅怀厥功，宁忘咸秩。其三皇以前帝王，宜于京城内共置一庙，仍与三皇五帝庙相近，以时致祭。……历代帝王肇迹之处，未有祠宇者，所由郡置一庙享祭，取当时将相，德业可称者二人配享。……其忠臣、义士、孝妇、烈女，史籍所载，德行弥高者，所在宜置祠宇，量事致祭。”[105]这样，有一大批本来属于民间**祠祭祀的庙宇，被列入国家祭祀保护下来，其中就有吴郡吴太伯庙、丹阳延陵季札庙等。其目的是借表彰忠臣孝子烈女节妇，弘扬孝道，提倡忠君之道，所谓忠孝双全正是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做人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