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最著名的翻译家有那连提耶舍、阇那崛多、达摩笈多和中国僧人彦琮等人。那连提耶舍（490—589年），北天竺人，北齐天保七年（556年）来华，受到文宣帝的优待，在昭玄寺从事翻译工作。北周武帝灭佛时易俗服避乱于外。隋开皇二年（582年）回到长安，先在大兴善寺，后迁广济寺主持译经，直至开皇九年（589年）百岁圆寂。共译出《大方等日藏经》、《大庄严门经》、《德护长者经》、《莲花面经》等8部28卷。阇那崛多（527—604年），北天竺人，西魏大统元年（535年）来华。北周武帝灭佛时回国避难，为突厥所留。开皇四年（584年）文帝邀请他回大兴善寺主持译经。从开皇五年（585年）至仁寿末年，共译出《佛本行集经》、《大方等大集护经》、《大威德陀罗尼经》等共39部192卷。达摩笈多（法密，？—619年），南印度僧人，开皇四年（584年）十月到达京师长安，住大兴善寺。后炀帝在洛阳上林苑设置译馆，请他从事翻译。从开皇初至大业末的28年间，共译《起事因本经》、《药师如来本愿经》、《摄大乘论释论》、《菩提资粮论》、《金刚般若论》等9部46卷。中国僧人彦琮（557—610年）也参与了阇那崛多和达摩笈多的译经事业。他记录了达摩笈多游历西域诸国的见闻，写成《大隋西国传》，并著有《达摩笈多传》、《辨正论》、《通报论》、《福田论》、《沙门不应拜俗总论》等论文，开皇十二年（592年）被请入大兴善寺主持译经。他精通梵汉文字，论定翻译楷式，有十条八备之说。
唐代佛典的翻译事业成就更高。以前译经多由西域僧人担任，尽管他们精通梵汉语言，但毕竟对中国文化深层的东西了解较少，故所译经文对中国人来说总有隔膜之感。唐代以后翻译工作则主要由精通教义、深晓梵文的中国僧人担任，质量遂大为提高。贞观年间，玄奘主持慈恩寺译场，取得巨大成就。他不仅译经数量多，而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译经分工制度和工作程序。从贞观十九年（645年）开始，共译出《大般若经》、《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成唯识论》、《俱舍论》、《顺正理论》等经论75部1335卷，且经义准确、文辞优美。义净（635—713年）敬慕法显和玄奘的事迹，从广州经海路到达印度，历时20余年，访问30余国，带回大量梵本，在洛阳佛受记寺翻译，并与实叉难陀合译了80卷本《华严经》，单独翻译了《金光明最胜王经》、《孔雀王经》等56部230卷。实叉难陀（学喜，652—720年）除译《华严经》外，还译成《入楞伽经》。地婆柯罗（翻译时代674—688年），中印度人，武后垂拱年间在两京的东、西太原寺及西京广福寺译出《华严经·入法界品》、《佛顶最胜陀罗尼经》、《大乘显识经》等共18部。菩提流志（翻译时代693—713年），南印度人，武则天时译出《大宝积经》120卷，因其中有女人可以为帝王的文字，深受武后赏识。不空（705—774年），北天竺人，金刚智弟子。他入天竺国带回密教经典1200卷，译出《金刚顶经》、《金刚顶五秘密修行念诵仪轨》、《大乘密严经》、《发菩提心论》等111部，143卷，对密宗的形成产生了很大作用。唐代在译经的数量和质量两方面都超过前代，总计译出佛典372部，2159卷。至此，印度大乘佛教的要典基本上都已被翻译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