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建立以后，对隋代的宗教政策有所调整，但仍很重视对佛教的管理和利用。唐高祖本人是信仰佛教的，如他早年曾为子世民祈疾造像；[18]起义之初，又在华阴祀佛求福；及即帝位，也搞过一些立寺造像、设斋行道的崇佛行动。[19]但由于太史令傅奕为首的一批大臣鉴于隋亡的教训，上疏亟言佛法害国蠹政之弊，敦请废佛，于是，唐高祖于武德九年（626年），下诏沙汰佛、道二教。但因为玄武门之变的发生，高祖被迫退位，沙汰令最终未能执行。
唐太宗李世民本人并不迷信佛教，他曾说过：“朕于佛教，非意所遵。”[20]但他出于政治的考虑，也扶植和利用佛教。贞观三年（629年）下令在旧战场建寺7所，度僧三千，超度双方战死亡灵；舍旧宅通义宫为尼寺；为报母恩，大行布施绢200匹。唐慧立、彦悰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记载：“计海内寺三千七百一十六所，计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余人。”唐太宗还重视佛经的翻译和介绍工作，在贞观初就建立译场，组织人员翻经译典。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大量佛教经、像，使汉传佛教深入藏区。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西行求法归来，受到朝廷隆重欢迎。太宗将他请到洛阳宫中倾心交谈，并想请他襄赞军务，共征辽东，但为玄奘力辞。于是太宗在京城长安慈恩寺为他组织了3000人的庞大译场，使他得以高质量地重译、新翻佛经75部、1335卷。由于太宗的推崇，佛教各宗派，如三论、天台、华严、净土、律宗等，都得到了较大发展，尤其是唯识宗盛极一时。但太宗对佛教的过快发展也做了一些限制，如在即位之初，派遣治书侍御史杜正伦检校佛法，清肃伪滥僧尼，对私度僧尼者，处以极刑等，力图将佛教的发展纳入朝廷控制的轨道中来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