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我国内地后，经过四五个世纪的流传，到隋唐时期，进入了全盛期，形成若干中国式的佛教宗派，出现了一大批高僧大德，求法、译经和传教活动空前活跃。以致多年以来，许多学者在论述中国学术的发展阶段时，都习惯上把隋唐佛学与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相标举。
一、狂热的崇佛与灭佛
在中国，宗教的发展总是与政治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的。宗教只有依附于统治阶级、并在统治阶级的大力扶植与支持下，才能得到发展和传播。晋僧道安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1]佛教在隋唐五代时期的兴盛与衰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随着隋王朝的建立和统一局面的再现，佛教也结束了南北异趣的状态而走向统一，并在隋王朝的大力扶植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隋文帝父子，为了维护他们寿命并不长久的封建统治，采取了各种办法，其中包括扶植、利用佛教的办法。据说隋文帝杨坚诞生在尼姑庵中，13岁以前一直由尼姑智仙抚养，自幼在宗教氛围的熏陶下成长，自然对佛教有一种特殊的敬奉之情，所以在他统治期间，形成佞佛浪潮。其实，这只是隋代佛教兴盛的一个原因，更深层的因素在于巩固隋王朝的封建统治。隋文帝杨坚是通过发动宫廷政变而夺取北周政权的，他在改朝换代建立新朝之时，为了给自己披上君权神授的神圣外衣，利用宗教大造舆论。如为了说明杨坚是非同一般的“神人”、“异人”，佛教徒不遗余力地制造了种种神异传说，说他降生时“紫气充庭”，尼姑智仙预言：“儿天佛所佑”，“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处之”。并命名曰“延罗那”，“言如金刚不可坏也”[2]。这类金刚、罗汉转世的神话，是君权神授论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佛教对中国封建文化的渗透于此可见一斑。杨坚建立隋朝以后，鉴于北周武帝曾采取抑佛政策，给佛教以沉重打击，他立即采取了崇佛政策，借以争取民心和广大僧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另外，隋文帝对佛教的支持和扶植，还含有借统一南北佛教的文化政策以促进军事上统一全国的行动。同时，杨坚也深谙佛教劝善化民、资助王化的政治功用，他曾对灵藏和尚说：“律师度人为善，弟子禁人为恶，言虽有异，意则不殊。”[3]宗教与法律是国家统治必不可少的两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