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在政治上是反对佛教的，而且是唐代反佛名气最大的一个。韩愈针对佛教写的文章，如《原道》、《原性》和《谏迎佛骨表》是其重要的政论文章，这些文章写得颇有气势和特色。佛教在中唐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脱离生产的佛教徒大量增加。他们占有大量土地，享有免租、免役等特权，成为社会上一个庞大的寄生阶层，严重地危害着国计民生。韩愈对他们的抨击，有着现实意义和进步作用。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韩愈对佛教的抨击是比较肤浅的，如他只看到了佛教对社会有害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佛教的劝善说、因果报应说、教育人民不做坏事等说教，对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又如关于国家的兴亡，韩愈仅仅是从是否奉佛来推断国家兴亡，统治久暂，而不是从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民族关系等方面去找原因，这显然比贞观君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要肤浅得多。又如他在文章中一概严夷夏之防的论调，与唐代开放的社会也是格格不入的。此外，韩愈对佛教提出的处理方案，即“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47]，也是简单粗暴的，因此，韩愈的这些主张，对佛教不可能构成致命的威胁，反而显得简单、幼稚。也就是“当一种事物还没有发展到衰落、消亡的阶段时，在没有适当的社会条件的情况下，企图从社会的外部，强制性地将这事物窒息、取消，是根本办不到的”[48]。此外，韩愈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但没有引人注目的文章问世。
韩愈说理以外的文章以赠序和墓志铭为著名。赠序在唐以前为朋友之间的赠言，到唐代成为一种文体。唐代赠序之作以韩愈最多最好。他往往因事立议，有较充实的思想内容，在艺术上又有创新，不落前人窠臼。其中《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和《送李愿归盘谷序》为他的代表之作。《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中的董邵南，与韩愈私交甚厚，因仕途失意及科考不第将往游河北，韩愈作此文以赠。文中对邵南遭遇深表同情，在政治上又提出了朋友的忠告，劝他不要走入歧途。当时河北藩镇势强，为了对抗朝廷，喜招揽人才，以增强实力。邵南游河北实为依附藩镇，韩愈的忠告即因此而发。但韩愈行文委婉，含意深长；同时也反映了韩愈维护中央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思想。《送李愿归盘谷序》则是送李愿归隐而作的。文章本着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指出士人在不得志的情况下，为了保持独立人格，是可以走退隐山林这条道路的。文章还对热衷于功名富贵人们的种种丑行尽情地予以揭露，对达官贵人的穷奢极欲进行了嘲讽。文章用对比的写法，流畅而有气势，这是韩愈早期一篇有声有色的力作。
韩愈所作墓志铭也较多，其中以为柳宗元所作的《柳子厚墓志铭》最为有名。墓志铭是唐朝颇为流行的一种文体，刻石纳于墓中，包括志和铭两部分。志记载死者世系、名字、爵里、生平及子孙状况；铭则用韵文来概括全篇，是对死者的赞扬、悼念或安慰之词，但也有只用志或只用铭的。《柳子厚墓志铭》综述柳宗元生平，着重论述了他政治和文学两个方面。韩愈对他的政治才能进行了表扬，对他在柳州的政绩进行了肯定，对他的不幸遭遇寄予了同情。但出于政见的不同，对柳宗元参加永贞革新颇有微词。韩愈对柳宗元文学上的不朽业绩给予了应有的评价，并指出了取得成就的原因是“斥久”、“穷极”，这与韩愈“不平则鸣”的文学主张是相一致的。韩愈所写的墓志铭没有六朝以来“铺排郡望，藻饰官阶”的公式化，叙事重点突出，条理畅达，奔放明快，富有感染力。韩愈的文章还能根据不同情况有种种不同的写法。柳宗元死后，韩愈还写过《柳州罗池庙碑铭》、《祭柳子厚文》，但与《柳子厚墓志铭》无一笔犯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