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明道是纯功利主义的，这次文风改革在提倡以文明道的同时，还提出了“不平则鸣”说，而不平则鸣说是文体文风改革者们强烈入世思想在文学上的另一种反映。这样就把不平则鸣，把强烈的喜怒哀乐的感情和功利主义的文学观统一起来。韩愈、柳宗元都在创作中体现了这一思想。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肯定了柳宗元遭贬后，文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穷愁失意的产物。
在形式上，韩愈和柳宗元还主张创新，即博览群书，集众家之所成，然后在此基础上求自树立，如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讲了自己写文章的过程，开始“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然后是对古书有所取舍，最后进入化境。什么叫化境呢？他在《答刘正夫书》中又说：“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也就是说学古只是手段，集众家之成，创新才是目的。柳宗元在《与友人论为文书》中也说：“为文之士亦多渔猎前作，戕贼文史，抉其意，抽其华，置齿牙间，遇事蜂起，金声玉耀，诳聋瞽之人，徼一时之声，虽终沦弃，而其夺朱乱雅，为害已甚。”韩、柳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才能写出富有独创性的文章，在散文的发展史上占有自己的位置。
在唐以前，文学上没有所谓古文。“古文”一词始自韩愈，他把自己的散体文称为古文，是与六朝以来流行的骈体文对立的说法。韩愈所谓的古文实质上已不同于先秦两汉的散体文，而是已经吸收了骈体文在散文发展过程中带来的艺术经验与艺术成就。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也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一种创新。由于韩愈、柳宗元的努力，文体文风的改革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韩愈、柳宗元周围聚集了很多拥护者和支持者，经过贞元到元和二三十年的时间，古文逐渐压倒了骈文，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这就是文学史上所谓的“古文运动”。
韩愈的散体文复杂丰富，包括传记、政论、书启、墓志铭、赠序、杂说、祭文等各种体裁。但从内容上又可分为说理散文和其他散文两个部分，而说理散文又可分为政论文和一般说理散文两个方面。其中一般说理散文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一些弊病和不合理现象就事论事，大都文字精练，结构严谨，语言生动，说理透辟，感情充沛，产生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如《师说》就是一篇很著名的一般说理散文。韩愈在这篇文章中批评了当时社会上耻于相师的不良风尚，阐明了师的作用和从师的重要性，他认为“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都可以从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在师弟关系上，又指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此而已”。这种见解强调应该广泛学习，打破了传统的师道观念，有着进步的意义。文章流转生动，有很强的说服力。又如韩愈的《杂说四·说马篇》也颇为人所熟知，文曰：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借千里马来说明才能之士不被擢用，并对他们的遭遇表示了感叹；同时也是在表达作者的自命不凡和一腔委屈。文章简短明快，说理透彻，有些句子已传于人口，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