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斗式窟在北朝已经出现，其“覆斗”形的窟顶形式是对现实“斗帐”的模仿。窟室在北朝时大都中心略后有一个中心塔柱，这是因袭印度的支提窟而来的。隋窟基本上和北朝相同，多数有中心塔柱，也有些窟洞已将中心塔柱改为佛座。唐窟绝大多数已无中心塔柱。初唐盛行前后二室制度：前室供人活动，后室供佛像。盛唐以后改为单座的大厅堂，只有后壁凿佛龛容纳佛像，有的左右壁也有龛，整个布局非常接近于一般寺院的大殿平面。又北朝的龛，平面半圆，龛顶为曲面，龛楣为半圆拱形，龛内一般只塑一佛，龛外多立二菩萨。隋唐时塑像增多，除一佛二菩萨外，还增加了二弟子，有时还塑出二天王，形成一铺五像或七像，而且都放在龛内，因此，龛的面积加大，平面改为外宽内窄的梯形，龛顶为外高内低的斜面，龛楣也改为直线，模拟佛殿的匠意更为明显。中唐以后龛形又有变化，即平面为横长矩形，龛顶为横长覆斗，正中做出支条方格组成的平棊，四周斜面塑画出竣脚椽，龛外左右画柱，上面画附有仰阳板、山花蕉叶和角端伸出龙头衔流苏的帐顶，明显表现出是对当时盛行于佛殿内的佛帐的模仿。因此，就全窟而言，是一座佛殿的象征，不再表现为一座佛寺了。这一转变，为晚唐出现而在五代和北宋盛行的背屏式窟提供了意匠的准备。
“覆斗窟中心高起，没有平顶的压抑感，也形成了坚固的自拱，是一个创造性的处理。覆斗窟没有中心塔柱，窟内空间完整宽豁，同时也给各壁面都提供了较大的前部空间，使各壁都可安置主题性壁画，并减少了光线的遮挡，窟内比较明亮。覆斗窟的盛行，反映了隋唐佛寺形制的发展，也间接地反映了宗教观念的转变，同时适应了大型经变画大量出现和彩塑增多的要求。”[7]
莫高窟的大佛窟有两座：一是凿于武则天天册万岁元年（695年）的第96窟（北大像）；二是始凿于玄宗开元（713—725年）初年的第130窟（南大像）。窟内佛像，前者高达33米，后者高达26米，均为石胎泥塑的弥勒佛坐像，即在凿窟时留出佛像的大体形状，外加泥塑。这两座大石窟都是在武则天提倡弥勒佛信仰的同时或稍后开凿的。大佛窟洞窟空间高耸，上小下大，因洞窟内佛前面积有限，人在窟底须仰视才能看见大佛全貌，更显得佛像的巨大和空间的高耸。二窟的前壁都凿有上下多层甬道，这在施工时可作为运输通道，完工后可登此就近瞻礼佛像上部，同时，这些甬道也增加了窟内的光线，尤其是上层甬道，给佛像头部提供了足够的光线，头胸以下转向幽暗，有着很好的艺术效果。
莫高窟有两座是涅槃窟，均凿于唐代，即第148窟（盛唐）和158窟（中唐）。涅槃窟是为安置佛涅槃卧像而凿，所以平面为横长方形。敦煌二涅槃窟形制相近，石榻上卧像长达十六七米，洞窟空间很大。
敦煌莫高窟以彩塑著称，有很高的艺术和文物价值。
石窟中最主要的雕塑是佛像，佛像总是那样温和慈祥，庄严镇定，其中最著名的是南大像和北大像，这两个大像，神态肃穆宁静，头部微微下俯，眼光下视，似与人眼相接，神人感应，令人敬畏，增加了宗教的感染力。以南大像为例，这尊身高26米的大佛是处谚、马思忠等塑造的，虽然气势上较武周时所塑的北大像略逊一筹，但其体型圆浑饱满，气度雍容庄重。匠师们在雕塑中还有意加大了大佛头部，在眼睑、鼻翼和嘴唇等处，都塑出较深的斜面，在甬道传进的自然光中，大佛轮廓分明，内在力量充沛，人们在其足下仰视时，反而感到比例适中，达到预期的艺术效果，表现着极丰富的创作经验，体现着盛唐的时代精神。
莫高窟中还有一处高达36米的唐代摩崖大像，前面建有7层楼阁，但佛像已经过后代改塑，大阁也是清代的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