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遂良为贞观名臣，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曾封河南郡公，人称“褚河南”。他擅长真书，书学王羲之、虞世南、欧阳询，能登堂入室，又能别开生面。其书法融欧、虞为一体，方圆兼备，波势自然，富于变化，丰艳流动，节奏感较强。张怀瓘在《书断》中称其书法“若瑶台青琐，窗映青林，美人婵娟，不任罗绮，增华绰约，虞、欧谢之”。唐韦续《九品书》又评其书法为“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他的碑刻作品有《孟法师碑》、《伊阙佛龛碑》、《房梁公碑》和雁塔、同州两《圣教序》；行书真迹有临《兰亭集序》、《枯树赋》；还有楷书真迹《倪宽赞》等。
褚遂良和欧阳询都宗法二王，又都受北方风格的影响，融南北风格，推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就此而言，褚遂良更为突出一些。
唐初书法大都是师承智永一派，智永又承继王羲之，加上太宗、武则天都喜欢王字，所以初唐名家都学王字，善用辅锋，也就是兼用方笔和圆笔，成为风气。大家都这样又显得俗气，当时人讥之为“院体”。不过，这时的书法毕竟不是二王的翻版，而是在学习二王中孕育着新的生机。
三、张、李、颜的书法成就
书法至盛唐，名家辈出，诸体兼备，真草均彻底摆脱王家书派的约束形成了新的风格。真书方正宽博，雄壮朴厚，书法巨匠颜真卿为其杰出代表；草书在章法上变今草为狂草，笔法极尽变化，豪放纵逸，显现盛唐气象，以张旭、怀素为代表。汉朝以后，篆书已成绝响，隶书混同真书，至盛唐，篆隶二体又重现书坛，出现了李阳冰、史惟则等名家，他们的隶书，结体用笔皆变汉法，规矩严于汉隶，另辟唐隶一体。行书新风貌始于李邕，发展到颜真卿则完全摒弃二王风韵。以下仅对张、李、颜书法作一介绍。
张旭，字伯高，吴（今江苏苏州）人，曾官金吾长史，人称“张长史”，擅长真、草，又以草书著名，号称“草圣”。他的书法学自舅父陆彦远，彦远为陆柬之之子，柬之是虞世南的外甥，追根溯源还是宗法二王，承继智永、欧、虞等人，风格较高，当时有“乔松倚壁，野鹤盘松”[19]的评语。
（唐）张旭《古诗四贴》墨迹
李邕，扬州江都（今江苏扬州）人。父李善，以注《文选》知名。李邕官至汲郡、北海太守，人称李北海。
李邕善行书，笔力沉雄，又长于碑志文。唐以前碑志为隶体，入唐以后，因崇尚二王书法，除个别碑志还参酌隶体以外，多是以真书上石的，碑志往往结体端正，书法妍雅。当时人不仅请李邕作墓志文，而且还请他书写碑志文，为此不惜重金争求。李邕不仅负盛名于当代，后世评价也很高。《续书品》称其书法如“华岳三峰，黄河一曲”；解缙《续书评》称其书法如“楼台映日，花木逢春”；董其昌说“王右军如龙，李北海如象”[23]。以致把他和王羲之并列言之了。
李邕有《云麾将军李思训碑》、《云麾李秀碑》、《麓山寺碑》、《叶有道碑》、《端州石室记》等和行书真迹传世。从李邕所存碑书看，除受王羲之影响外，又得力于虞、欧诸家，字形宽肥而雄强凌厉，具有盛唐书法的特点。对李邕行书书法有所发展的是书法巨匠颜真卿。
（唐）颜真卿《颜氏家庙碑》拓片
颜真卿（709—785年），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曾任平原太守，世称“颜平原”，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人又称“颜鲁公”。他的书法初学褚遂良，后又亲得张旭指授，还专门写了《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