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民间音乐，尤其是市民音乐活动，有很大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唐代涌现出了一大批民间音乐家，如弹琵琶的曹保保、曹善才、曹纲祖孙三代，奏箜篌的李凭、张野狐及李齐皋父女，吹笛的李谟、孙楚秀、尤承恩、云朝霞，击羯鼓的黄幡绰、王文举，等等，粲若群星[63]。至于那些连名姓都没有留下来的民乐艺术家们，就更如满天星斗，数不胜数了。白居易在浔阳江头遇到的琵琶女，即其中之一，她还算幸运者，通过诗人的名篇《琵琶行》，后人还能领略到其风采。这些艺术家大都来自民间，起码也受到民间艺术的深刻影响。
其次，从乐器种类的繁多上，也可以看出当时人音乐生活之丰富。据唐人段安节《乐府杂录》所载，较常用的乐器约有300种，可以分为吹奏、弹奏、击奏乐器3类。仅鼓就有羯鼓、铜鼓、腰鼓、桴鼓等10余种，大部分乐曲在演奏时，“皆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震百里，动**山谷”[64]。它如琵琶、笛、笙、筚篥、方响、箜篌等，则是当时最盛行的乐器。
另外，唐代市民音乐比赛更为当时的城市生活增添了热闹情趣。都城长安是各种有专长的艺人云集的地方。长安城中的王公贵族官僚士大夫之家和歌榭酒楼妓馆之中，经常是歌舞升平。长安市上还经常举行各种音乐比赛，届时行人驻足，好不热闹。有的为了增加新奇性，男扮女装，及至公开亮相，才令人豁然明白。《乐府杂录·琵琶部》就记载了这样一次市民音乐比赛：
贞元中，有康昆仑，第一手。始遇长安大旱，诏移两市祈雨。及至天门街，市人广较胜负及斗声乐。即街东有康昆仑琵琶最上，必谓街西无以敌也，遂请昆仑登彩楼，弹一曲新翻羽调《绿腰》，其街西也建一楼，东市大诮之。及昆仑度曲，西市楼上出一女郎，抱乐器，先云：“我亦弹此曲，兼移在枫香调中。”及下拨，声如雷，其妙入神。昆仑即惊骇，乃拜请为师。女郎遂更衣出见，乃僧也。盖西市豪族，厚赂庄严寺僧善本，以定东廛之胜。
像这一类的活动，经常举行。如白行简的《李娃传》提到长安东街和西街的“凶肆”（从事殡葬业）商人，为了争胜，在天门街比赛各自殡仪和挽歌歌者的优劣，竟引得一时万人空巷。《太平广记·赵燕奴》记载，“以捕鱼宰豚为业”的市民赵燕奴，“每斗船驱傩及歌竹枝词较胜，必为首冠”。类似此类的市民音乐比赛，构成唐代城市丰富多彩生活的一个侧面。
顺便提一下唐代的“庙会”和“戏场”。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市民文娱生活在中唐以来逐渐兴旺。一些以从事文艺为业的伎人，除了投靠宫廷贵族以外，也开始直接面向观众献艺。这种卖艺场所多集中于寺庙，形成“庙会”和“戏场”。据《南部新书》记载：“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这种庙会中的戏场有各种杂戏及音乐表演活动，据《裴铏传奇·崔炜》条载：“贞元中，中元日，番禺人多陈设珍异在佛庙，集百戏于开元寺。”卢子《逸史》也说：“唐天宝后，有张某为剑南节度使，中元日，令郭下诸寺，盛其陈列，纵士女游观。”逛庙会戏场的除了官僚贵族外，更多的是普通士子、妓女及平民百姓。由于戏场聚集了各种百戏艺术，娱乐性较强，所以吸引了人们乐此不疲。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万寿公主丈夫郑颢重病卧床，万寿公主仍泡在“慈恩寺观戏场”。由此可见，庙会戏场之魅力无穷。此外，在城市中还出现了随地而设的卖艺人场子。《尚书故实》中提到的“京国顷岁街陌中，有聚观戏场者”，当即指的这种场子。庙会和戏场的出现，反映了唐五代市民生活的逐步开展。这种庙会、戏场逐渐朝着宋代的瓦栏勾舍方向发展。
注释
[1]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2]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
[3]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
[4]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
[5] 《圣朝名画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