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秀两歧》，本是东汉初渔阳人民颂扬同情人民、鼓励农业生产的清官张堪的一首歌曲，[55]一直流传到唐代，又填了新词。晚唐五代时期被改编为戏剧。据《太平广记》《封舜卿》引《王氏见闻录》载：五代后梁时封舜卿出使西蜀，当地为他表演了这场戏。情节大体是：堂前摆着割麦用的工具，由几十个演员装扮的穷人，身着破衣烂衫，拖儿带女，提筐拾麦，同时唱着自述困苦生活的歌，歌声悲惨。反映了人民痛苦的生活，讽刺了统治阶级。
《排闼戏》，又名《樊哙排君难》。它是根据楚汉相争时“鸿门宴”的故事改编的，为了庆贺唐昭宗返正而上演，属于历史剧。据《唐会要·诸乐》载：“光化四年（901年）正月，宴于保宁殿，上制曲，名曰《赞成功》。时盐州雄毅军使孙德昭等，杀刘季述，帝反正。乃制曲以褒之，仍作《樊哙排君难》戏以乐焉。”显然，这出戏是有一定的政治目的的。
像这类戏剧，一定还有不少，可惜没有流传下来。此外，还有一种被称为“合生”的有说有唱有舞的戏剧形式，在唐前期已很流行。《新唐书·武平一传》载：中宗宴两仪殿，“胡人袜子、何懿等唱合生，歌言浅秽”。平一上书曰：比来“妖妓胡人、街童市子，或宫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蹈舞，号曰‘合生’”。这些戏剧艺术的发展标志着这一时期已经具备有后世戏剧的雏形。
五、民谣、民乐与民间音乐比赛
唐代的民间歌谣活动十分盛行，诗人们以“行人南北尽歌谣”[56]，“人来人往唱歌行”[57]等诗句来反映当时民谣的盛况。
对情歌、唱山歌等活动，广泛流行于乡村僻壤及少数民族地区。《宣和画谱·唐女仙吴彩鸾》条记载：“南方风俗，中秋夜妇人相持踏歌，婆娑月影中，最为盛集。”民间赛歌成为一些地区的风俗，如巴渝一带，“岁正月……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58]。民歌的盛行，影响到文人的创作，刘禹锡的《竹枝词》有：“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情）却有晴（情）。”“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堤上行》之二有：“江南江北望烟波，入夜行人相应歌。”《踏歌词》之二有：“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欢不见，红霞唤树鹧鸪鸣。”这些都反映出大江南北民间对歌的盛况。
文人的作品，往往成为民间歌手传唱的内容。《集异记》记载的三位著名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旗亭听歌的故事，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唐代涌现出一批具有较高水准的民歌手。如刘采春，据说能唱120余首歌曲，“皆当代才子所作。其词五、六、七言，皆可和矣”。每当她一展歌喉，“歌声彻云，闺妇行人莫不涟洏”[59]。街头流浪艺人张红红，“本与其父歌于衢路丐食”，后被选入皇家宜春院，因聪明伶俐，闻曲即可默记心中，被宫中人称为“记曲娘子”[60]。念奴是位女高音，“每啭声歌喉，则声出于朝霞之上，虽钟鼓笙竽嘈杂而莫能遏”[61]。开元时宜春院歌手永新，本名许和子，原为吉州永新县乐家女。“既美且慧，善歌，能变新声。韩娥、李延年（汉代著名歌唱家）殁后千余载，旷无其人，至永新始继其能。遇高秋朗月，台殿清虚，喉啭一声，响传九陌。明皇尝独召李谟吹笛逐其歌，曲终管裂，其妙如此”。一次，“赐大酺于勤政楼，观者数十万众，喧哗聚语，莫得闻鱼龙百戏之音。上怒，欲罢宴”，高力士奏请永新出演，只见她“撩鬓举袂，直奏曼声，至是广场寂寂，若无一人；喜者闻之气勇，愁者闻之肠绝”[62]。可以说，永新的歌具有极大魅力，扣人心弦。此外，还有李可及、韦青、李龟年、李鹤年、米嘉荣、田顺郎、南不嫌、陈意奴，等等，举不胜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代是诗的世界，歌的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