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道子、李思训、王维到荆浩、关仝、董源、巨然，唐五代的山水画总的趋势是由重彩浓墨过渡到轻素淡雅，由以写景为主走向以写意为主。宋以后，山水画更趋向于意境的渲染，隋唐五代的水墨山水画受到了极高的评价，而且愈是轻淡素雅、着墨简洁的山水画，声誉似乎愈高。唐时，李思训的画誉还在王维之上；五代时，荆浩、关仝的画誉还在董源、巨然之上，可经过宋人的品评，他们的地位就颠倒过来了。元明以来，有划南派、北派之说，将荆浩、关仝划为北派，董源、巨然划为南派，极力推崇董、巨清新秀丽而意深境远的南国风光画。这一变化的过程，是与文学艺术的总体发展变化分不开的。从文学上来讲，唐宋的古文一变骈丽的藻饰为简练质朴，大赋散文化，诗词清爽雅致，都在客观上带动了其他艺术品向精深凝练的方向发展；从雕塑、建筑艺术上讲，也逐渐由人物雕塑的丰腴、建筑上的敦厚走向了清瘦与灵巧。这些，自然与绘画艺术互为因果，互相影响，使得绘画艺术越来越欣赏轻素淡雅。进一步讲，也是与汉民族的审美心理因素分不开的。长期从事于农业的汉民族，于青山绿水，总有体味不够的心理。大自然表层的浓妆艳抹，固然能予其美的快感，但那幽山远云、枯藤老树、朝雾夕阴，更有无穷的想象和寻味，是汉民族寄托情思、升发想象的最佳境源。绘画，是情思、幽怨、想象等最理想的载体，水墨山水画的清素平远，正适合了这种审美心理，因而在宋以后受到高度重视而迅速发展起来。
《万壑松风图》（五代）巨然
3．花鸟禽兽画 隋唐五代，除了人物画、山水画外，花鸟禽兽画的成就也很突出。唐五代善画花鸟禽善者很多，前面提到的唐太宗时从西域来到中原的尉迟乙僧，既是一位人物画家，也是一位花鸟画家。与他同时的，还有从西域来的僧人康萨陀，也以善画花鸟称名于中土。唐时僧人彦悰的《后画录》说他画的“初花晚叶，变态多端，异兽奇禽，千形万品”，足见其这方面的功底。
唐朝中后期，善画花鸟禽兽者渐以中土人占主要地位。其中，唐德宗时有边鸾、唐昭宗以后有刁光胤及其弟子孔嵩、黄荃以及徐熙等人。
边鸾，京兆长安（今西安市）人，自幼钻研绘画，善于花鸟折枝之妙。《宣和画谱》说他的画“精于设色，无斧凿痕”。据《历代名画记》记载，唐德宗贞元间，新罗国献孔雀解舞者，德宗令边鸾于玄武门写貌，他画的孔雀“一正一背，翠彩生动，金羽辉灼”。他不仅画花鸟精妙之极，而且也善画山花园蔬，是一位绘画技艺相当高的画家。
刁光胤，亦为长安人，唐末避乱入蜀，居蜀30余年，年80余卒，是扬名西蜀的禽鸟画家。他的画，主要描绘的是湖石、花竹、猫兔、鸟雀之类。他曾于西蜀大慈寺画《四时竹雀》小壁四堵，很受当时人的称誉。他有两位弟子，一是孔嵩，一是黄荃，时称孔已“升堂”，黄已“入室”。孔嵩似乎没有留下多少画迹，而黄荃却把唐五代花鸟画推向了高峰。
《写生珍禽图》（五代）黄荃
黄荃，成都人，历仕前蜀、后蜀，官至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他从师于刁光胤，同时又取法于当时西蜀众多画家，能够自成一派。作品主要是描绘宫廷中的异兽珍禽。所绘禽兽羽毛丰满。其绘花卉，勾勒精细，几乎不见笔迹，用以轻色染成，称之为“写生”。据说，后蜀广政癸丑岁（953年），他在后蜀八卦殿壁上画了一只野雉，正好有五坊使在这所殿上献鹰于蜀主。这只鹰误将壁上的野雉认以为真，几次要飞起来扑掣它，蜀主孟昶看到这种情景，惊叹不已。可见黄荃写生的真妙。《宣和画谱》说，他的画，“山花野草，幽禽异兽，溪岸江鸟，钓艇古槎，莫不精绝”。《古今画鉴》也说：“黄荃画枯水，信笔涂抹，画竹如斩钉截铁。”清代姚际恒的《好古堂家藏书画记》描绘黄荃的一幅《金盆浴鸽图》说：“大幅著色牡丹下，金盆群鸽相浴，有浴者，有不浴者，有将浴者，有浴罢者，有自上飞下者，其十一鸽，各各生动，极体物之妙，真神品也。”黄荃的花鸟禽兽画，集前人之所长，开创了五代宋以后花鸟画富丽丰满的一派，成为宫廷花鸟画的主体。
《牧马图》（唐）韩干
《五牛图》（唐）韩滉
以画牛著称的有韩滉及其弟子戴嵩等人。《宣和画谱》说，韩滉于人物画之外，“牛马尤工。昔人以谓牛马目前近习，状最难似，滉落笔绝人”。世传的《五牛图》即是韩滉的作品。其弟子戴嵩的牛画，也是当时的名作。
隋唐五代的绘画成就是多方面的，绢帛的绘画艺术与壁画、石窟画艺术交相辉映，让人有美不胜收之慨。其绘画艺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又影响到这一时期文学、书法、雕塑、建筑等艺术的不断提高，使这一时期整个文化艺术显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