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我国医药学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当时产生了巢元方、孙思邈、王焘为代表的一批著名的医药学家，撰写成了《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等一批著名的医药学著作。此外，在医事制度、医学分析、医学理论、临床实践，对古医籍的整理，对本草著作的研究整理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的成就。
隋唐时期主要为皇宫人员治病的医疗机构已比较完善。隋朝门下省属有尚药局，“总知御药事”；太常寺下设太医署，“掌医药等事”[31]。到唐朝略有调整，尚药局归殿中省；太医署仍归太常寺。就唐太医署而言，分为医、针、按摩、咒禁4科，并兼有教育的职能，各科“皆教以博士，考试登用如国子监”[32]。医科又分为体疗（内科）、疮肿（外科）、少小（儿科）、耳目口齿（五官科）和角法（火艾烧灸）5科，并“教授诸生以《本草》、《甲乙》、《脉经》”[33]等。针科主要教授学生学习各种针法，利用经脉孔穴部位，治疗各种疾病。按摩科主要教授学生学习消息导引之法，即以按摩推拿的技术治疗风、寒、暑、湿、饥、饿、劳、逸“八疾”，并且能对“损伤折跌者”，作正骨处理。咒禁科，“掌教咒禁祓除为厉者”，这反映了封建医学的局限性。此外，“宫人患坊有药库，监门莅出给；医师、医监、医正番别一人莅坊。凡课药之州，置采药师一人。京师以良田为园，庶人十六以上为药园生，业成者为师。凡药，辨其所出，择其良者进焉”[34]。
在各州府，唐也多设医学，太医署还“岁给药以防民疾”[35]，此外，开元十一年（723年），唐玄宗亲制《开元广济方》5卷，颁示天下。天宝五年（746年），玄宗又令郡县官就《广济方》中选其切要者，于村坊要路处榜示宣布。贞元十二年（796年），德宗又亲制《贞元集要广利方》5卷，586方，颁于州县，题于通衢，以疗民疾。
据《唐会要》卷四十九《病坊》载，各地还设有“悲田坊”和“养病坊”，所谓“悲田养病，从长安以来，置使专知。国家矜孤恤穷，敬老养病，至于安庇，各有司存”。同时，唐朝还制定了有关医药的法律：“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针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徒二年半”，“其故不如本方杀人者，以故杀伤论。虽不伤人，杖六十。即卖药不如本方杀伤人者如之”[36]。
就唐朝政府而言，在医学上最值得称道的是组织人编成了《唐新本草》一书。
（唐）《新修本草》
《唐新本草》修成以后，由政府颁布发行，很快流传全国，并被列为医药学生的必修课。这是我国由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它比西欧最早的1494年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药典》要早八百多年。
《唐新本草》的编修和颁行，标志着我国药物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我国的药物学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对历代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该书还传入日本，对日本医学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可惜这部巨著后来亡佚，大部分内容保存在孙思邈的《千金翼方》中。
《唐新本草》问世数十年以后，陈藏器收集《唐新本草》遗编的药物，于738年撰成了《本草拾遗》10卷，书中增加了很多药物新品种，虽然有些药物的实用价值不大，但起到了丰富药物品种和扩大用药范围的作用。
到五代时期，后蜀的韩保升，又在《唐新本草》的基础上重新增删，配以精细绘图，编成了《蜀重广英公本草》20卷，后人称为《蜀本草》。
《本草拾遗》和《蜀本草》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起了较大的作用。
除对药物的研究整理外，隋唐时期一些药物学家，还对《黄帝内经》等古医籍开展了校注整理工作。
《黄帝内经》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由于年代久远，文字古奥，错讹较多，齐梁时全元起曾对《黄帝内经·素问》篇作过校注，到隋唐之际，杨上善又编注成《黄帝内经·太素》30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