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有些专以经史射策为务的太学生，也“不以举荐为意”，反专心于“今古用兵成败之事”，有的因精于用兵命将的韬略而很快升迁。贞观中，举明经科的裴行俭，就喜闻用兵奇术，深精“安置军营、行阵部统、克料胜负”之谋，以文武兼资得以经营边疆、立功塞外。[41]再如擢进士第的娄师德，高宗时也积极表请征吐蕃，因颇有战功，擢升很快，后竟“自专综边任前后三十余年”[42]。
唐代知识分子突破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纷纷投笔从戎，希望通过立功边塞来建功立业，像崔行功、元万顷、陈子昂、岑参、高适等都曾亲身从戎，远历边陲，报效于边镇幕府。像张昌龄进士及第后仍出塞昆仑，“破卢明月，平龟兹，军书露布，皆昌龄之文也”[43]。从初唐到盛唐，知识分子出入边塞、习武知兵的责任感与荣誉感成为一种社会氛围，即使没有经历过大漠苦寒的军旅生涯，也纷纷以战争景象、边地异俗作为创作内容。刘希夷、李颀、王昌龄、王之涣、李益等都是“善为从军之诗”的代表，从而形成盛极一时的边塞诗派。杨炯著名的五言律诗《从军行》中喊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心声，反映出这一时代文人的精神风貌。[44]
唐后期，藩镇割据，纷争不已。他们都竭力扩充武装，骄兵悍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盘根错节。民间尚武游侠风气依然浓厚。唐宪宗时民间侠士胡证，膂力绝人。名臣裴度有次在酒肆被一群自命为“武士”的流氓所困。胡证听说后，闯进酒楼，连饮三大杯，众流氓大惊失色。然后，胡证拿过铁灯架横放在膝上，对恶少们说：“我们轮流喝酒，谁不喝干杯底，我就用这家伙揍他。”于是他一饮数升，将酒杯挨个传给恶少们，众流氓吓得叩头求饶不迭，灰溜溜地都跑了，人们无不拍手称快。[48]历阳郡（治今安徽和县）侠士段居贞新婚不久，在江湖上行商时，被盗所害。其妻谢小娥有乃夫侠风，女扮男装，充当下人查访仇人。后侦知群盗行踪，托佣盗魁家，伺其酒醉，拔刀斩首，大呼捕盗，其党数十人皆伏法，闻名遐迩。[49]在民间，像这类侠士的义行所在皆是。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兵陷京师，百姓涂炭，唐军四溃，代宗出逃。郭子仪闻讯勤王，仅收得散兵数千人。在此国家危难之时，长安城内的“少年豪侠”主动与官军取得联系，约定于同一天夜里突然在城中心的朱雀街一起击鼓，并齐声高呼：“王师已到！”吐蕃兵惊骇不已，仓惶出逃，溃不成军。京师收复，百姓得以重见天日，唐王朝度过一场外族入侵的劫难。[50]此外，像昆仑奴、古押衙、聂隐娘、红线女等的出现，构成唐后期侠客群像。
侠风流播，使得一些失意文人、仕途蹉跌之辈也纷纷转而投靠藩镇幕府，谋求新的发展。更有极端例子，如范阳卢秀才者：“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球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51]这虽不能代表当时文人的整体时尚，但像他这样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如中唐诗人刘叉为著名“节士”，他“少放肆，为侠行，因酒杀人亡命”[52]。成名后，仍“恃故时所负，不能俯仰贵人，常穿屐、破衣”[53]。这些都反映出民间尚武游侠风尚的浓厚。
唐王朝在农民起义和藩镇混战中覆灭了，继之而来的五代十国更是武夫悍将争雄的年代。那些出身卑微、以武力相尚的地方节度使，在混战中崛起，摇身一变而成为割据一方的王国君长，武将兼职州郡或凌驾于地方官之上，造成吏治败坏。《新五代史·相里金传》说：“诸州皆用武人，多以部曲主场务，渔蠹公私，以利自入。”《十国春秋》卷二说南唐也是“时诸州长吏多武夫，专以军旅为务，不恤民事。”武人飞扬跋扈，轻视、鄙夷文臣和文治，把持中央政府，实行军人专政。这种局面，至后汉时已很严重。史弘肇曾扬言：“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毛笔，意指文臣），焉足用哉！”[54]三司使王章和枢密使杨邠也十分轻视文臣，王章对“郡官所请月俸，皆取不堪资军者给之，谓之‘闲杂物’，命所司高估其价，估定更添，谓之‘抬估’”[55]。杨邠虽兼宰相，却不懂文治，说什么“为国家者，但得帑藏丰盈，甲兵强盛，至于文章礼乐，并是虚事，何足介意也”[56]。在这种社会风气下，重武轻文的倾向臻于极峰。直到北宋时期，压抑武人，确立文官制度，文武分途，社会风气始由尚武彻底转变为重文轻武，这也是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一大关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