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上层官僚贵族普遍尚武游侠成风。唐太宗的弟弟元吉常“执矟跃马”，宗室李道宗、孝恭、神通等，更是披坚执锐，领兵出征。而不尚武习武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如“唐宋国公萧瑀不解射，九月九日赐射，瑀箭俱不著垛，一无所获，欧阳询咏之曰：‘急风吹缓箭，弱手驭强弓。欲高翻复下，应西还更东。十回俱著地，两手并举空。借问谁应此，乃应是宋公。’”[24]不尚武习武甚至影响到官职升迁，唐初窦皇后的从兄窦威，就因耽玩文史疏于武艺而长久得不到升迁。据《旧唐书·窦威传》记载：
家世勋贵，诸昆弟并尚武艺，而威耽玩文史，介然自守，诸兄哂之，谓为“书痴”。隋内史令李德林举秀异，射策甲科，拜秘书郎。秩满当迁，而固守不调，在秘书十余岁，其学业益广。时诸兄并以军功致仕通显，交结豪贵，宾客盈门，而威职掌闲散。诸兄更谓威曰：“昔孔丘积学成圣，犹狼狈当时，栖迟若此，汝效此道，复欲何求！名位不达，固其宜矣。”
在上层贵族官僚的观念中，有无才气，不是以文艺突出为标准，而尚武习武却是必不可少的。甚至唐初皇室多与武臣联姻。太宗时制定的皇族通婚政策是“王妃、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25]。这种倾向自中唐仍很严重，唐宪宗欲嫁爱女岐阳公主时，提到“旧制，选多戚里将家”[26]。以高祖、太宗诸公主所选46位驸马为例，其中11位为武臣，4位出身将门子弟。[27]武勇之强可补才气之弱，皇室观念尚且如此，可见上层社会普遍尚武。
军功大臣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尊崇，在政治生活中常显出某种优越性。不仅君王可以原谅其平日微过，如尉迟敬德朝堂不肃、长孙顺德受贿，不会被轻易羞辱，而且对一些功臣的违法之举，常能法外施恩，多有宽宥，甚至有恩诏特恕功臣一死、二死者。军功因此也成为一些功臣自矜的资本。如武德初，刘文静“自以才能干用在裴寂之右，又屡有军功，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28]。侯君集在贞观时自恃战功，“深怀矜伐，耻在房玄龄、李靖之下，虽为吏部尚书，未满其志，非毁时贤，常有不平之语”[29]。尉迟敬德也“负其功”，与宰相较论短长，面折廷辩。“尝侍宴庆善宫，时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殴道宗目，几至眇。”[30]将军邱师利等也是“或自矜其功，或攘袂指天，以手画地”[31]，不可一世。所谓“诸将争功，纷纭不已”[32]。
相形之下，一些无军功可恃的大臣虽居高位也心怀忐忑。如贞观名臣岑文本“自以出自书生”，“而无汗马之劳，徒以文墨致位中书令”，归家后面带忧色，自称“非勋非旧，滥荷宠荣，责重位高，所以忧惧”。[33]仪凤中，魏元忠上封事说：“当今朝廷用人，类取将门子弟，亦有死事之家而蒙抽擢者。”[34]这既反映出朝廷对将门子弟的优待，又是社会时尚追求军功的折射。[35]
对于一般百姓而言，也大都乐于从军效力，以军功博取功名，并借以提高身份地位。唐高祖起兵太原时，对部曲、徒隶就规定了“征战有功勋者，并从本色（良口）勋授”[36]的赏功政策；太宗也曾诏令士伍“若能齐力一心，屠城陷敌，高官厚秩，朕不食言”[37]；高宗显庆四年（659年），改修《士族志》为《姓氏录》，“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凡九等。于是士卒以军功致位五品，豫士流。时人谓之‘勋格’”[38]。唐令还规定：“诸习学文武者为士……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39]百姓在高官厚禄重赏之下，对从军应募极为踊跃，出现了“人人投募，争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请自办衣粮，投名义征”[40]的盛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