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以后，虽也有个别帝王和一些正直的朝臣力戒奢靡之风，但从总的趋势而言，整个统治阶级日益奢侈腐化。较为典型的有玄宗和懿宗。唐玄宗刚即位时，还励精图治，造成了“开元盛世”的宏大局面。但到后期不愿过问政事，专以声色自逸。为了满足杨贵妃的奢欲，当时供贵妃院役使的织绣工就多达700人，雕刻熔造工又数百人。杨贵妃兄妹五家过着奢侈的生活。据《旧唐书·后妃上·杨贵妃传》记载：杨家“昆仲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宫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逾千万计。见制度宏壮于己者，即撤而复造，土木之工，不舍昼夜”。皇亲贵戚向玄宗进奉的精美肴馔，一盘值十个中等人家的财产。玄宗看到国库里财物堆积如山，就更加“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72]。当时京城富豪夸富斗豪之风已逾六朝石崇之流。《开元天宝遗事》卷下记载：
王元宝，都中巨豪也。常以金银叠为屋壁，上以红泥泥之。于宅中置一礼贤堂，以沉檀为轩槛，以碔砆甃地面，以锦文石为柱础。又以铜钱穿线甃于后园花径中，贵其泥雨不滑也。四方宾客，所至如归，故时人呼为王家富窟。
连唐玄宗也禁不住好奇地问王元宝到底有多少家私？王回答说：“臣请以绢一匹，系陛下南山树，南山树尽，臣绢未穷。”其奢侈之风可想而知。
正当统治阶级沉湎于穷奢极欲的生活之中醉生梦死之时，“渔阳鼙鼓动地来”，一场席卷北方的叛乱如飓风般吹来，几乎倾覆了唐王朝。经过唐朝军民历经8年的浴血奋战，唐王朝勉强平息了安史之乱，但从此以后陷入藩镇割据的深渊。唐王朝虽然危机重重，但统治阶级的奢靡不但无丝毫减弱，反而更盛。号称“中兴”名将第一的郭子仪，“良田美器，名园甲馆，声色珍玩，堆积羡溢，不可胜纪”。连当时人都认为他“侈穷人欲”[73]。另一名将马璘，“积聚家财，不知纪极。在京师治第舍，尤为宏侈。……璘之第，经始中堂，费钱二十万贯，他室降等无几”[74]。其他如杜亚为淮南节度使，盛为奢侈；王锷为荆南节度使，“厚殖财货，营第宅，颇逾侈”；郭英乂为剑南节度使，服用侈靡，日费数万；陈敬瑄镇西川，舆马之侈，至人皆恶之的程度。[75]
这些武夫悍将骄奢**逸，那些宰辅文臣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裴冕，“性本侈靡，好尚车服及营珍馔，名马在枥，直数百金者常十数。每会宾友，滋味品数，坐客有昧于名者”[76]。元载，“城中开南北二甲第，室宇宏丽，冠绝当时。又于近郊起台榭，所至之处，帷帐什器，皆于宿设，储不改供。城南膏腴别墅，连疆接畛，凡数十所，婢仆曳罗绮一百余人，恣为不法，侈谮无度”。“名姝、异乐，禁中无者有之。”后来，元载被抄家，只供服食用的钟乳就多达五百余两。[77]段文昌，出入将相，近二十年，“其服饰玩好，歌童妓女，苟悦于心，无所爱惜，乃至奢侈过度”[78]。连号称不殖财产的名臣李吉甫，也“服物食味，必极珍美”[79]。可见，中唐以来，整个统治阶级奢靡成风。《册府元龟·将帅部·奢侈》在总结唐玄宗以来的奢靡风气时指出：
初，天宝中，贵戚勋家已务奢靡，而垣屋犹存制度，然卫公李靖家庙已为嬖臣杨氏马厩矣；及禄山大乱之后，法度隳驰，内臣戎帅，竞务奢豪，亭馆第舍，力穷乃止，时谓“木妖”。
穆宗时大臣面对越演越烈的奢靡之风，不无忧虑地指出：
国家自天宝已后，风俗奢靡，宴席以喧哗沉湎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由是物务多废。[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