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的社会相对安定和繁荣，社会生活多姿多彩，整个社会充溢着欢欣、喧腾的生命活力。人们对生命的重视和对生活质量的关注意识空前高涨，即使今生今世不能长命百岁，那么寄希望于来生仍然能享受生命的乐趣。人们幻想在彼岸世界仍然像现实社会一样充满生活情趣。
隋唐时人重生观念的高度强化，表现在许多方面，突出反映在人们重视现实生活的享受和对生命延续的强烈追求上。
隋唐时人极会享受生活，就拿春游踏青活动而言，每年还未从欢乐、喧闹的春节庆祝活动中解脱出来，性急的人们就开始准备郊游野宴的活动。“都中仕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即使是科场失意的举子，也不会辜负这大好春光。“苗晋卿困于科举，一年似得复落。春时携酒乘驴，出都门，藉春而眠。”[57]在重生享乐观念的影响下，有一种现象非常值得重视，即奢靡、服食之风在上层社会的蔓延。虽然也有部分较为清醒的统治者，屡戒奢靡、服食之风，在一段时期和局部范围内会造成较为节俭的开明风尚，但他们剥削阶级的属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和清除这种腐败现象，所以此风日渐弥漫，最终成为导致统治危机的根源之一。
隋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还是比较注意节俭的，政治也较清明，并很快统一了全国，史称隋文帝“薄赋敛，轻刑罚，内修制度，外抚戎夷。每旦听朝，日昃忘倦，居处服玩，务存节俭，令行禁止，上下化之。开皇、仁寿之间，丈夫不衣绫绮，而无金玉之饰，常服率多用布帛，装带不过以铜铁骨角而已”[58]。在较短的时间内，就造成了全面繁荣富庶的新局面。随着社会财富的日益增加，统治者奢侈贪婪的本性就开始暴露，特别是隋炀帝即位以后，穷奢极欲，奢侈糜烂之风在上流社会迅速蔓延开来。
隋炀帝所信任的大臣，如杨素、宇文述等，都非常奢侈糜烂。大贵族杨素“家僮数千，后庭妓妾曳绮罗者以千数。第宅华侈，制拟宫制。”即使如此，他还不满足，他在东、西两京的住宅，虽然极尽侈丽，仍“朝毁夕复，营缮无已”[66]。宇文述家中也是“曳罗绮数百，家僮千余人，皆控良马，被服金玉”[67]。名将贺若弼，“家珍玩不可胜计，婢妾曳绮罗者数百”，而“时人荣之”。[68]可见奢靡风气已成社会时尚，最终成为导致隋王朝覆亡的重要原因。
唐王朝建立之后，总结亡隋的经验，认为“隋炀帝志在无厌，惟好奢侈。……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所以决心以奢侈为戒，节俭为师。贞观元年（626年），唐太宗下令：“自王公已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不遵法度者治罪。“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69]但随着“贞观之治”的繁荣局面的形成，统治者逐渐不能保持慎终如一了。史臣评价他说：贞观末年，“牵于多爱，复立浮图，好大喜功，勤兵于远”[70]。唐太宗自己也曾说：“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71]唐代的奢华之风自兹滥觞。当时的状况正如计有功《唐诗纪事》所述：“是时天下初定，君臣俱欲无为，酒杯善谑，理亦有之。……于是回波艳辞，妖冶之舞，作于文字之臣，而纲纪**然矣。”其实，当时上流社会的靡丽浮华之风岂止于妖舞艳辞，而是已浸**到权臣贵族的全部生活内容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