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北朝流行的小袖袍和靴，是隋及唐早期最时兴、最平常的服装（常服）。上至皇帝，下至百官，乃至士庶，都经常穿着。皇帝穿袍、靴上朝视事（除非是最重要的朝会和大祭祀，才穿正规的“礼服”），大小官员穿袍、靴出入官府，办理公务，真可谓通行一时。至于“合袴”，即缦（漫或满）裆裤，大概就是壁画中各种人物所穿的小管长裤。这些都是源自北朝的胡服。《说郛三种》卷十八宋顾文荐《负暄杂录》古制度条云：
汉魏晋时皆冠服，未尝有袍、笏、帽、带。自五胡乱华，夷狄杂处。至元魏时，始有袍、帽，盖胡服也。唐世亦自北而南，所以袭其服制。
瞿宣颖先生也指出：“古人上衣下裳，直至周隋用胡服，而男子始不复著裙。”[124]从此，服饰主流成为上衣下裤，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服饰史上的划时代剧变！
顺便提一下妇女妆饰，也受胡妆影响较深。《新唐书·五行志》载：“元和末，妇人为圆鬟椎髻，不设鬓饰，不施朱粉，惟以乌膏注唇，状似悲啼者。”这种“髻堆面赭”的流行妆，显然是“胡妆”。白居易《时世妆》诗云：“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无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蚩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鬟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据《新唐书·吐蕃传上》记载：“衣率毡韦，以赭涂面为好。妇人辫发而萦之。”可见，妇女妆饰受到吐蕃风俗的影响。
隋唐五代时期的饮食也颇受胡人习俗之影响。瞿宣颖先生曾说：
自汉以来，南北饮食之宜，判然殊异。盖北人嗜肉酪麦饼，而南人嗜鱼菜稻茗，如此者数百年。隋唐建都于北，饶有胡风，南食终未能夺北食之席。[125]
饺子、点心（唐）1972年新疆吐鲁番出土
胡食的特点是以肉酪为主，其味重鲜纯膻臊之味，像“热洛河”就是这样一种胡食。《太平御览》卷八五九《饮食部·热洛河》引《唐书》曰：“安禄山、（安）思顺、（哥舒）翰并来朝。玄宗使骠骑大将军、内侍高力士及中贵人供奉官于京城东驸马崔惠童池亭宴会。使射生官射鲜鹿，取血煮其肠，谓之‘热洛河’以赐之，为翰好故也。”隋唐的饮食制作方式中明显吸收了胡食的特点，如酪、酥、醍醐、乳腐等动物奶制品，已为当时人民所熟悉和经常食用，所以被视为“珍味”。《新唐书·穆宁传》赞其四子曰：“兄弟皆和粹，世以珍味目之；赞少俗，然有格，为‘酪’；质美而多入，为‘酥’；员为‘醍醐’；赏为‘乳腐’云”。
唐代还引进了西域甘蔗制糖法和西域酒及制作方法。蔗糖，唐人称之为“石蜜”，即今之冰糖，唐人能造出较西域更精致的蔗糖。《唐会要》卷一○○杂录：“西域胡国出石蜜，中国贵之。太宗遣使至摩伽佗国取其法，令扬州煎蔗之汁，于中厨自造焉，色味逾于西域所出者。”这种蔗糖制作方法是从南亚逐渐传来的。西域酒及制作方法的传入，在唐初有高昌的葡萄酒传入长安，唐人根据其制作方法酿成8种色泽的葡萄酒，“芳香酷烈，味兼醍醐，既颁赐群臣，京中始识其味”[129]。波斯的三勒浆、龙膏酒也传入长安。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记：“又有三勒浆类，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菴摩勒、毗梨勒、诃梨勒。”晚唐人韩鄂撰的《四时纂要》详细记录了三勒浆的酿造方法，说：“味至甘美，饮之醉人，消食，下气。”说明这一技术已为唐人所掌握。顺宗时，宫中有龙膏酒，“黑如纯漆，饮之令人神爽。此本乌弋山离国所献”[130]。
隋唐五代时期的服饰饮食尽管受胡风影响甚深，但当时人对胡衣胡食的引进并非简单的移植，而是吸收其精华，经过消化，最终转化为中华饮食服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