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大部类的建构，即便是子目的结构，杜佑的安排也是有深意的。比如《食货典》，共12卷，依次分为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田制、水利、屯田，是讲土地所有制形态的；第二个层次是乡党、土断、版籍，是讲对劳动人民的管理的；第三个层次是赋税、历代户口、丁中，是讲赋税劳役制度的；第四个层次是钱币、漕运、盐铁、鬻爵、榷酤、算缗、杂税、平准、轻重，主要是讲商品货币经济及相关的税收政策的。这个层次的划分，体现了杜佑对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认识，以封建社会基本的生产关系——土地制度为基础，依次揭示劳动控制形式、赋役关系、人口关系和商品货币经济关系，这个逻辑结构与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大体吻合，是毋庸置疑的，这不能不说是杜佑的卓见。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杜佑的“篇第之旨”，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而这一逻辑结构与历史进程本身，与封建社会经济结构，是基本吻合的。这一方面反映了杜佑对社会结构的认识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杜佑历史编撰方法的科学性：做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第三，记事与记言相结合的行文方式。
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常以“太史公曰”的形式发表议论，这一传统为后代史家所继承，历代正史都无一例外地以“史臣曰”来表达作者自己的历史见解。相较而言，《通典》比其他史书更注重议论，记事与记言紧密结合，叙、议相得益彰。《通典》撰述的主旨在于为现实政治服务，其内容以记述历代典章制度沿革为主，同时又将历代“群士议论得失”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供统治者鉴别斟酌。所谓“群士议论”，包括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中之有裨得失者和当朝人关于典章制度的评论。行文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将“群士议论”编于卷后，以《杂议论》、《杂议》的形式出现；二是在卷中夹叙夹议；三是以注文的形式附录议论。不论何种形式，议论都是与典制沿革的叙述相配合，对于读者了解制度得失，有很大的参考借鉴作用。
《通典》还以序、论、说、评、议、按的形式，表述作者自己对史事的见解和主张，集中反映了作者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
记事与记言相结合，夹叙夹议，使《通典》成为一部既内容充实可信，又能引人入胜的伟大史著。
《通典》在历史编撰学上有其特殊的地位，但作为第一部典志体通史，它也还存在着一些不足。《通典》最常为人诟病的，一是《兵典》体例不纯，应讲兵制沿革，而杜佑却用来讲兵法；二是《礼典》过于繁复，全书200卷，《礼典》就占了100卷，几乎把一整部《大唐开元礼》全部抄录了进来，在今天看来，《礼典》又是价值最小的部分。但瑕不掩瑜，作为一部开创性的著作，存在着一些缺点，也是可以理解的。
三、杜佑的历史进化观
杜佑的《通典》是一部专门阐述历代典章制度兴废沿革的通史，他在探究历代典章制度兴废损益的机制及原因时，也从某些侧面探讨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及社会变化的因果关系。从中可以看出杜佑的历史观是一种进化论历史观。
第一，杜佑反对“是古非今”，主张历史是不断变化、不断进步的。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由野蛮、落后、简单不断向文明、开化、复杂进化的过程，杜佑在考察历代典章制度发展变化的过程中，看到了人类社会的历史也是在不断变化、前进的。他在研究职官制度的时候，发现作为国家统治工具的官僚机构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官职的名称由朴野而不断典雅，官员的人数在夏商时不过一二百人，到唐朝增加到了三十六七万人，国家选拔考核人才的考试铨选制度，也是愈来愈完善；他研究风俗礼仪的变迁时，发现正统儒家所讲的三皇五帝“黄金时代”，实现上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穴居野处、茹毛饮血、以人殉葬、同姓婚娶，说明人类当时还处在一个非常落后的社会阶段。他还说明，这一落后阶段，在“中华”与“夷狄”的历史上都存在过。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是一个普遍规律。由穴居野处到“易之以宫室”，由“不封不树”到“易之以棺椁”，[76]表明社会是不断进化的。
第二，杜佑反对“宿命论”、“天命论”，认为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是“形势驱之”。
杜佑不仅注意到历史是发展变化的，还着意探讨发展变化的原因。他在写《通典》时，摒弃了历代正史中关于阴阳五行、祥瑞符命的记载，他喜欢征诸人事，从社会现实来说明历史发展变化的因果关系。如前所述，杜佑继承前人“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的观点，朦胧地认识到社会经济，特别是农业的进步，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具有朴素的唯物史观意识。但在探讨具体社会变化原因时，杜佑更多的是从分析当时的客观历史环境入手。杜佑注意到“中华”、“夷狄”都经历过原始的野蛮阶段，在说明“中华”礼俗文明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超越了“夷狄”的原因时，杜佑认为是由于“中华地中而气正”，“四夷诸国地偏气犷”，[77]也就是从地理环境的不同来解释历史发展快慢的原因。杜佑在讨论分封制与郡县制时，杜佑认为分封制是在承认远古氏族首领既有权力的基础上产生的。后来诸侯兼并，秦朝一统，废分封行郡县，乃势之必然。后世“欲行古道，势莫能遵”。客观形势变化是不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杜佑还否定了秦因废分封孤立而亡的简单历史结论，认为秦亡的主要原因是秦始皇穷兵黩武、滥用民力，秦二世腐朽荒**，失去了民心。这种从具体历史环境去分析历史变化原因的方法，显然也是进化论史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杜佑主张“随时立制，遇事变通”。
杜佑既承认社会是不断前进的，当然也就承认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那些不符合客观形势的旧制度必须改革。他在《通典》叙、论中，多次讲到要“详古今之要，酌时宜可行”，“随时拯弊，因物利用”，“随时立制，遇事变通”，也就是强调作为上层建筑的典章制度，必须与客观形势的要求相适应。杜佑对历史上的多次改革都给以充分的赞扬和肯定，他赞扬秦国的商鞅变法，使秦国“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他称赞杨炎的两税法为“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这正是因为他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可抗拒的，对落后于现实需要的政治经济制度，必须进行变革，才能维持封建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