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在“统括史志”时，不是简单地分类辑录、排比史料，而是把“会通古今”的通史思想贯穿其中。我们知道，司马迁编撰《史记》、开创纪传体时，是以“通古今之变”为其精髓的，班固将纪传体通史改造为包举一代的断代体之后，司马迁的“通变”史观反而不受人重视了。隋唐政治的大一统局面，赋予史家们一种比他们的前辈更为宏大的气魄和胸怀，使他们的学术视野更加开阔，志向更加远大。盛唐时代的历史学家中，许多人具有“疏通知远”的历史观念，著名史家萧颖士就撰写过一部“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的编年体通史。[72]安史之乱给唐中叶的学者们打了一针清醒剂，使他们从沉湎于开元、天宝盛世的迷梦中清醒过来，认识到煌煌盛唐典制，并非没有弊端，从而把他们的目光投向更深远的历史。“通识”意识推动了中唐史学的通史撰述之风形成。杜佑自然也会受到这种思潮的感染。另外，杜佑的学术旨趣是通过研究典章制度以图“将施有政”，典章制度本身的传承性很强，正如梁启超所说：“兹事所贵在会通古今，观其沿革。各史断代为书，乃发生两种困难：苟不叙前代，则源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73]更何况断代史诸志眼光局限于一朝一代，就很难起到“明其得失”的效用，因此，杜佑找回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史义，把“通”作为自己撰史的一个基本立意，“通”与“典”结合，因号其书为《通典》。杜佑的这一创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当时“其书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掌，大为士君子所称”[74]。同时，《通典》也成为后代撰写典志体通史的一个典范。
第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建构方法。
《通典》采取的是分门辑录、以类相从的撰述体例，如何划分门类，杜佑的《通典》大体做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75]，这是《通典》在历史编撰学上的一个突出成就。
杜佑在《通典·序》中阐述了他的“篇第之旨”：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官职，设官职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敌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大刑用甲兵，其次五刑），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
从杜佑的自序中可以看出，《通典》立分门不是随便的，门类的取舍去留、先后次第，是根据他对社会结构的认识来安排的，更准确地说，是以杜佑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理论思想为指导建构的。杜佑吸收了管子“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的观点，认识到要管理好国家，经济问题是第一位的，因而他把食货列在了首位，这是杜佑朴素的唯物史观意识的体现。列在第二位的是选举与职官，也就是建立起完整的封建统治机构，以行使统治职能。封建统治历来是“礼法”并用，在杜佑看来，首要是制礼作乐，即建立起良好社会道德规范和礼俗，让社会良性运行。但任何时代都不可能避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社会问题，特别是犯罪，所以在礼乐之后，紧接着就是刑。杜佑认为：“大刑用甲兵。”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危害国家利益的重大犯罪活动，主要是指叛乱、兵变、割据、外敌入侵，就要用军队去行使惩罚的职能。五刑则是适用于制裁一般的刑事犯罪活动。上述三个层次是从宏观上把握的，具体地治理好一个国家，还要从微观上管理好地方和边防事务，所以把州郡和边防列为第四个层次。杜佑概括的这一“理道要诀”，体现了杜佑对社会结构的清醒认识，这一认识大体上是与“历史进程”本身相吻合的，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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