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的《通典》是中唐史学最为杰出的代表作，它体现了中唐史学着意于经世致用、疏通知远的史学意识。《通典》又是我国第一部专详典章制度的通史，这是历史编纂学上的一次创新。作为唐代最杰出的史学家之一，杜佑进步的历史观，也非常值得重视。
一、经世致用的学术旨趣
杜佑（735—812年），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县）人。杜氏为唐代关中名门世族，唐人有“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说法，言其家族之显赫。杜佑在18岁时，依靠门荫入仕，做了济南参军事。安史之乱以后，杜佑从工部郎中充江淮青苗使起步，历任容管经略使、水陆转运使、户部侍郎判度支，在唐代宗大历至唐德宗建中年间，杜佑是唐朝的理财能臣之一。后因受奸臣卢杞的排挤，外放到地方，先后担任苏州刺史、岭南节度使、淮南节度使。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入朝为相，在唐顺宗和唐宪宗初年，杜佑以先朝老臣，参预朝政。
杜佑一生为宦50余年，但称不上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史记在唐顺宗时，他与王叔文共掌朝政，但他“恭默无为”，仅为配角而已；“出师应变”，也“非其所长”，[68]贞元十六年（800年），徐州张建封之孙擅立为节度使，德宗命杜佑为主帅统淮、泗之军进讨，杜佑竟“固境不敢进”[69]，贻误战机。但杜佑擅长做一些实际的事务性工作，他在担任地方官和财臣时，都有一定的政绩，特别是在转运江淮财富以供应京师方面，杜佑的贡献还是很大的，因此，说杜佑是肃、代、德、顺时期理财能臣，不为过誉。
杜佑为宦一生，却始终没有丢失读书人的本色。史记“佑性勤而无倦，虽位极将相，手不释卷。质明视事，接对宾客，夜则灯下读书，孜孜不怠”[70]。他勤于读书，勤于思考，他从自己从政的经历中感受到：时代要求学人们走出为学术而学术、追求辞章、不根实艺的封闭之圈，回应现实提出的挑战。因而，他以探究“经邦济世、富国安民”之术为己任、潜心于实学。他对管子之学极感兴趣，著有《管氏指略》2卷；他苦心研读史籍，他感到《孝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多属空泛言论，“罕存法制”，因而他从大历初年就开始致力于撰写一部专详典章制度的通史，目的是要“将施有政”，即为现实政治服务。这部书前后用了30多年的时间，到贞元十七年（801年），书成献上，可谓是杜佑半生心血的结晶。
中国古代的史学，从来没有割断过与现实的联系，不过就史家的意识而言，写史更注重客观地反映现实，所以“秉笔直书”是史家最高的道德追求，立言不朽，藏之名山，成为史家著述的理想寄托。而杜佑的《通典·序》却开宗明义地提出：“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明确提出写作的目的是为当前的现实政治服务。李翰在《通典序》中更明确地讲：“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经邦”、“致用”，正是杜佑的学术旨趣。
史学界一般认为我国“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产生于明末清初，其实，清人在谈到杜佑《通典》时就指出：“（《通典》）元元本本，皆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71]应该说，在史学领域中，明确树起“经邦”、“致用”旗帜，杜佑是第一人，而《通典》正是杜佑“经世致用”学术旨趣的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