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政治稳定的需要。开皇九年（589年），隋军突破长江天险，消灭了陈王朝，长达4个世纪之久的大分裂局面结束了。但如何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实现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是统治者面临的一个新考验。隋朝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失败的，二世而亡。唐王朝统一全国后，尤其着意探讨长治久安的政治方略，而总结前代得失、借鉴历史经验，是形成新的统治政策的最主要的思想源泉。唐高祖在《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就明确提出：“考论得失，究尽变通”，“多识前古，贻鉴将来”，为的是“握图御宇，长世字人”。[33]唐太宗更是常讲“以古为镜，可以明得失”，“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可见，修前代“正史”，在唐初，首先是一种政治需要。唐太宗让魏征“总加撰定”五代史，并主编《隋书》，魏征亲自撰写了《隋书》的序，对隋亡的历史教训，作了极为深刻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政治见解，魏征也就成了贞观统治集团中最富政治经验、政治智慧的一员，而贞观君臣能主动地借鉴历史经验为现实政治服务，这也是王朝政治成熟的一个标志。
第二，意识形态统一的需要。中央集权国家，极重视思想意识形态的统一。唐朝在唐太宗时期，首先搞了《五经定本》和《五经正义》，统一了经学。在史学领域中也提出了“正史”的概念，官修“正史”，也就是要统一历史观念、历史认识。史书中第一个敏感问题是所谓“正统”问题，魏晋南北朝时，私人修史成风，常常不免拘于成见，“南方谓北为索虏，北方指南为岛夷”，隋、唐王朝要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辩护，统一“正统”观念就非常必要。隋文帝命魏澹等改修《魏书》，目的之一是要以“西魏为真，东魏为伪”[34]，为西魏、北周争得正统，就等于摆正了隋朝的地位。令狐德棻建议修“六代史”时也说到：“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古今？”[35]这不仅把修前代史与继统问题联系在一起，还点出另一层深意，即史书是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的，像周史、隋史，关乎李唐先人的形象问题，自然该由官方定议，不能任人私议。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还提出史书具有“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的作用[36]，私人修史，褒贬出于私意，自然不符合统一价值观念的要求。隋朝开皇十三年下令禁止私修国史和臧否人物，主要着意于当代史的编修，唐朝官修前代“正史”，则把前朝历史的评价权也控制在朝廷手里，这是封建的中央集权不断强化意识形态统一的反映。
第三，文化复兴的需要。隋唐政治一统，经济繁荣，发展文化事业也自然要提上议事日程。早在武德五年，令狐德棻就提出：“窃见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37]唐太宗时期，“大阐文教”是其基本政策之一。贞观二年（628年），任命魏征为秘书监，整理国家图书，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38]。贞观四年（630年）又组织学者们整理“五经”。显然，整理前代史料，官修“正史”，是当时文化复兴工作中最为紧迫的大事。
二、“六书”的特点与价值
所谓“六书”，即指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和新修《晋书》。关于“六书”的成书经过，已见前述，这里主要分别介绍它们的特点与价值。
《梁书》56卷：本纪6卷、列传50卷；《陈书》36卷：本纪6卷，列传30卷。作者均题姚思廉（557—637年）。姚氏本为江南吴兴人，其父姚察仕陈为吏部尚书，陈亡入隋，移居关中万年县（今陕西西安市）。梁、陈二史的撰修，是姚察的未竟之业，贞观三年诏令魏征与姚思廉同撰二史，但魏征只是“裁其总论”而已，“其编次笔削，皆思廉之功”。[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