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史必须以广博地搜集资料为前提，刘知几在《采撰篇》中明确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说：“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广泛地搜集资料只是修史的第一步工作，更重要的是对史料进行鉴别，决定其去取。刘知几在这方面的贡献在于，他对史料进行了分类概括，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不同类型史料的不同价值。他在《申左篇》中谈到《左传》有三长、《公羊传》和《谷梁传》有五短时，区别了史料有亲见和传闻的不同，有原始文件和口头传说的不同，有原始记录和后来追记的不同，这就指出了第一手资料和二、三手资料的价值区别。刘知几在《采撰》、《杂述》以及批评历朝“正史”的诸篇中，还分析了“正史”与“偏记小书”的不同价值。一般地说，刘知几比较重视“正史”的价值，但他在《载文篇》中也指出了“正史”中的史料伪谬之处，概括为“虚设、厚颜、假手、自戾、一概”五条；在《忤时》、《古今正史》以及《疑古》、《惑经》诸篇中，也批评了官修史书中存在的回护、曲笔、讳饰等弊病。在这个意义上说，出自私家的“偏记小录”也不可忽视，他在《杂述篇》中指出“大抵偏记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但这类出自私人的著述，也存在“言多鄙朴，事罕图备”的缺点，更甚者则“真伪不辨，是非相乱”。《采撰篇》还指出“郡国之记，谱牒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难以征信，至于“讹言难信，传闻失实”之处，更为普遍。这些都是在史料鉴别、取舍中应注意的问题。
（三）编撰体例论
刘知几对史书的体例问题极为重视，他讲：“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史通》的大部分篇章是讲史书体例的，可以说，编撰体例论是《史通》的核心。
刘知几在《六家》、《二体》、《杂述》、《古今正史》诸篇中，将唐以前的历史著作分为正史与杂史两类，正史按其源流分为六家：《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杂史按其内容分为十种：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刘知几重点对六家的体例特征进行了分析，称《尚书》为记言体，《春秋》为记事体，《左传》为编年体，《国语》为分国体，《史记》为通史纪传体，《汉书》是断代纪传体，这六种体裁最初不过是各时代记录历史的方法，但后来学者竞相模仿，于是这六种体裁就演变为六种历史学流派。六种体裁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凝结为二体，即编年体和纪传体，“载笔之体于斯备矣”。
在“六家”、“二体”论之后，刘知几重点对纪传体的体例进行了系统批判，写了《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诸篇，不仅指出古代史家著作的体例乖谬之外，而且从理论上对史书各部分的体例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这些意见中，最为后人注意者，有以下三点：一是“尊班而抑马”，不主张写《史记》那样的通史，以为它“疆宇辽阔，年月遐长”，“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采录之烦者也”；赞成效法班固《汉书》写断代史，“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二是在《书志篇》中提出增设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删除天文、艺文、五行志。三是提出在表、志之外，更立一书，“题为制策、章表书”[67]。而反对写表历，以为“载诸史传，未见其谊”。这些意见有的是中肯的，有的则颇为后人诟病。
在《模拟篇》中，刘知几还提出，史书的体裁不是一成不变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历史体裁也应随时发展，不能一味模拟古人。即使是模拟，也只应师其立论命意，而不应叶公好龙，徒有其表。这实际上提出史书体裁创新的命题。
（四）史学文风论
刘知几在《叙事》、《浮词》、《言语》等篇中，对历史著作的文字表述风格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文史本是同源的，但后来“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则”。他针对当“世重文藻，词宗丽**”的风气，反对文人修史，提出史书的文风应有自己的特色。首先，他提出：“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而叙事之美者，以简要为主。”“简要”的标准是“文约而事半”，要做到这一点，方法有多种，“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他还要求在省句、省字上下功夫，以达到“简要”的目的。其次，刘知几提出史书文风的“用晦”之道，即所谓“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这就要求史文的写作不能太“显”：“繁词缛说，理尽篇中。”而应给读者留有回味、思考的余地。史文的风格应该是“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这就要求写史的人要有很高的文字驾驭能力。另外，在史书中，刘知几主张“言无美恶，尽传于后”和“言必近真”，因而，他赞扬王劭《齐志》善录当时的“口语”、“方言”，使古今之异、民俗之殊、风土之别，由此可得考见，这是“志存实录”的修史原则在语言应用上的体现。刘知几反对“妄益文采”，反对把“夷音”变成“华语”。他还举例批评，说霍光本是一个“不知一经”的“无学”之人，但史书“述其语言，必称典诰”，这是十分荒唐的。
刘知几的历史观和史学批评理论，从抽象的角度讲，是我国史学的精华。不过，刘知几史学的立场是封建的，他的许多具体结论，也还有商榷的必要，但刘知几仍是我国一位伟大的史学批评理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