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史学自身的价值观还是史学的社会价值观来看，“实录”、“直书”都应作为修史的原则。但刘知几也清醒地认识到，自古以来能够“直书”的史官屈指可数，史书中的“曲笔”之处所在多有。所以，刘知几在《曲笔篇》中对造成曲笔的原因作了多角度的分析。他首先指出了“曲笔”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他引用一句俗语：“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这种社会现实在史学中的反映就是：“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在统治者的**威下，史官常有因“直书”而掉脑袋的可能，“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可见，造成“曲笔”的最根本原因是封建专制统治。其次，刘知几从史官的个人品格和素质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指出许多“曲笔”往往是由史官个人的主观态度造成的，一种是由于史官的政治偏见，往往在更代之际，菲薄前朝忠臣；分裂之时，标榜本朝而诬蔑他国。另一种是修史官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通过在修史中歪曲和捏造事实来向统治者献媚，自觉地放弃了史家自身的价值追求。刘知几认为这些人是“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是应该唾弃的。
《直书》、《曲笔》二篇在《史通》内篇中虽放在较后的位置，但刘知几的“直书”思想却是贯穿全书。在刘知几的史评理论体系中，对史书是“直书”还是“曲笔”的批评，应该说是第一位的，也是最基本的一对史学批评范畴。
（二）史料取舍论
刘知几认为，修史首先应明确修史的目的，端正修史的态度。其次，修史必须掌握广博的资料，在确立史书内容的前提下，决定史料的取舍，并鉴别史料的真伪，这主要是属于史料学范畴的问题。
首先是史书内容的取舍。刘知几在《书事篇》中指出，史书是“记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史家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和概括。史书不能什么都记，作为“记事之体”，它追求的是“简而且详，疏而不漏”，这就有一个内容取舍问题。刘知几从史书“彰善瘅恶”的目的论出发，提出史书内容取舍方面的“参诸五志”、“广以三科”的论点。“五志”是由写过《汉纪》的史家荀悦提出的，他说：“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后来史家干宝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以为“五志”是：“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刘知几对史书内容的取舍，是“采二家之所议，征五志之所取”，更广以“三科”：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恶，三曰旌怪异。他自己对“三科”的阐释是：“礼仪用舍、节文升降则书之，君臣邪僻、国家丧乱则书之，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则书之。”显然，“五志”、“三科”提出的都是一些史书内容取舍的原则与标准，至于具体内容则往往与史书的体裁联系在一起。同时还须注意，即使是去取的原则与标准，也是随世而宜、随时而宜，但就封建史学而言，刘知几所论是大体得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