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有志于史，能够出任史官，本应是遂了本愿，但当时正值唐朝政局混乱时期，政出多门，史馆监修太多，人各言殊，他感到很难发挥自己的才能。他写《史通·自叙》时回忆当时的处境：“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沈，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这不仅促使他对当时的官修史书制度进行反思，同时也促使他思考作为一个史家应该具备哪些素质与条件。他感到“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也就是不懂史学的真义，因而他感到有必要对过去的史学进行一次系统的批判总结，“辨其指归，殚其体统”，这就是《史通》写作的动机。刘知几的这种意识并不是孤立的，他的《史通》写成后，当时著名学者徐坚非常推崇，说：“居史职旨，宜置此书于座右。”[61]刘知几还与当时的史学家朱敬则、刘允济、薛谦光、元行冲、吴兢、裴怀古常“以言议见许，道术相知，所有榷扬，得尽怀抱”。这说明史家自觉意识的萌醒，是当时史学界的普遍现象。
所谓“史家自觉意识”，最主要地是指史家的角色意识，即史家对自身素质与职责的自觉。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刘知几的“史才论”。据《旧唐书·刘子玄传》记载，礼部尚书郑惟忠曾经问刘知几为什么“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刘知几发表自己的见解说：
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夐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
史家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前人已经论及。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中，说到刘向、扬雄称赞司马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刘知几采纳前辈的思想精髓，对“史才”即史家素质作了更精确的概括，提炼出“史才三长说”，并作了形象的比喻说明。他所说的“学”，是指史家应该具备广博的知识，特别是要掌握丰富的文献材料；他所说的“才”，主要指史家驾驭文献资料的能力及文字表述能力；他特别重视“识”，即后人所称的“史德”，强调史家必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因为史学的基本功用是“记功司过，彰善瘅恶”，[62]丧失了“史识”，就等于史家放弃了自己的职责。才、学、识三者皆备，才可称得上是一个史学家。
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论”，被“时人以为知言”，正说明他代表了盛唐史家对自身素质的更加自觉的理论认识。虽然刘知几本人并未明言《史通》与“史才三长论”的内在联系，但通观《史通》全篇，可以发现，刘知几基本上是以才、学、识三个理论范畴批评传统史学的。因而也可以说《史通》的写作是史家自觉意识进一步萌醒的结果。
二、批判精神与求实精神
刘知几写作《史通》的宗旨是“辨其指归，殚其体统”。所谓“指归”，即指著史的宗旨、目的；所谓“体统”，即指史书体例上的裁制及史文风格、编写手法、语义、称谓等在全书的统摄划一。刘知几在《史通》写作中贯彻这一宗旨的方法是“多讥往哲，喜述前非”，即通过对旧史的系统批判，摭其史文，商榷史篇，析其利害，辨其真伪、邪正，申古今凝滞，从而达到“辨其指归，殚其体统”的目的。因而，《史通》一书充满批判精神，以真实**破虚浮，以严正击破荒诞，以公正反刺邪曲，成为《史通》的文化取向。
